明朝汉藏经济交流——以西藏地方对明中央贡赐贸易为例

随着吐蕃地区归入元朝的直接管辖、驻军、设治及开辟与内地往来的驿站道路,为西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空前有利的条件。源于唐代的"茶马互市"继续发展,同时中央货币开始在西藏使用和流通,并开始了以朝贡方式与中央及内地经济文化的密切往来。     

蒙古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坚持与明朝贸易原因探析

蒙古土默特部大汗阿勒坦对牧业经济的脆弱性有非同寻常的认识,虽与明朝战争不断,但他始终坚持要求与明朝建立通贡互市。经过30多年持续不断的努力,蒙古与明朝终于发展起大规模的边境贸易。阿勒坦汗的措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土默特部从此人口剧增,商业发展,各族间友好交往,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保持了相当繁盛的景象。     

明清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

自唐宋迄明清,甘肃地区历来是茶马互市的主要地区。甘肃南部地区山川密布、古道纵横、风景殊绝、文化绚烂,堪与滇藏、川藏线茶马古道相媲美。本文主要就明清时期甘肃地区的茶马互市及茶马古道作一简要介绍。     

互市贸易带来商机——俄罗斯人来黑河过新年

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随着两国经贸的不断发展,友好往来日益频繁,特别是地处中俄边境的黑龙江省,非常重视对俄经贸,在口岸城市黑河、东宁和绥芬河建立了边境互市贸易区,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大大地方便了中俄边境居民的相互贸易与友好往来,拉动了两国边境城市经济的发展.与黑河市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市,居民能十分便利地到黑河度周末.近两年来,大批俄罗斯游客集体到黑河市过新年,已成为当地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明蒙的通贡与互市政策形成的原因初探

在明代,通贡与互市成为明蒙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也是明王朝利用其经济、政治上的垄断权对西北游牧民族实行的一项统治政策。在民族关系史上具有较大影响。本文拟从商业经济史与政治史的角度对此政策的成因进行分析。文章运用大量资料说明,任何一个政策的背后,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很难截然分开,两者对国家一体化具有相辅相成的作用。     

行走茶马古道

下了一夜的雨,到了清晨,只剩下飘忽得有些不易察觉的雨星。回溯历史的脚步,在这个八月的清晨,我们迎头晨风,前去踏访历史上因丝绸出境、茶马互市,盐米交易而形成的在漾濞这片土地上蜿蜒千年的茶马古道。     

清韩中江贸易述略

清韩中江贸易始于清太宗天聪二年、朝鲜仁祖六年。它的发展过程可分为三个时间段,即中江开市阶段、中江互市阶段与栅门后市阶段。中江开市始于“江都和约”签订后皇太极的逼勒,其基本范型是在时间、地点、人员、交易品种与数量固定的条件下进行贸易;中江互市则出于朝鲜国王李的恳请和清高宗弘历在政策上的松动,这期间的贸易具有了某些自主与自由的性质;栅门后市,其媒体为朝鲜贡使等的频频介入。中江贸易变易迟滞,走过的是一条艰辛的途程,这主要源于清韩地缘经济的制约和藩属关系的藩篱。光绪末季签订的《中韩通商条约》显现了两国贸易关系的新格局,只因它过于晚产,以致无法摆脱他们共同面临的困厄的政治命运的钳制。本文试图就以上各点略加阐释     

唐、宋时期甘肃茶马互市与茶马古道

从汉代的丝绸之路到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古代甘肃在各个民族之间的贸易交往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唐宋时期的茶马贸易,主要在甘肃地区与藏族之间进行。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唐、宋时期甘肃境内茶马互市的基本情形、形成原因以及茶马古道在甘肃境内的线路问题进行了论述。     

甘肃陇南地区有关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的考察和研究——甘肃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考察之一

本文主要从文化线路遗产的视角对甘肃茶马古道及其文化遗存做了考查和研究,主要采用实地调查的考古遗存和地志文献所记载的人文历史相结合的方式,在探究甘肃茶马古道线性文化遗产走向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甘肃茶马古道沿线文化遗产的方方面面。甘肃陇南、甘南、临夏地区,历史上就是南下四川、陕西,西进青海、西藏地区必经的中间地带,是茶马贸易的主要地区之一,其茶马古道文化线路遗产相对丰富。     

灵石王氏晋商始祖

在晋中的巨商豪族中,最先发迹的很可能就是灵石县静升村的王氏家族。王氏族人外出经商约起于景泰年间（1450-1456年）,至六世的王贤已是“本乡富家翁”。隆庆五年（1571年）．塞外鞑靼俺达部与明朝议和,长城各口外开始茶马互市,王氏十一世王新命和十二世王大纪和王大清等人抓住这一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