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解放》报往事

1946年2月,在北平诞生了一份名为《解放》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这是我党、我军在平津地区及华北、华中国民党统治区惟一公开发行的报纸,由于仅存三个月就被国民党查封,多年来在中共党史和新闻史上多被忽视而少有关注。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得到了这份报纸的一件证物,并有幸走近当年办报的于光远、孙政老人,聆听他们叙述那段艰苦光荣又惊心动魄的往事。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陪于光远在马渡调查“公共食堂”

为了纠正1958年“大跃进”运动以来,全国农村普遍泛滥起来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和生产瞎指挥风等歪风,在1960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和1961年1月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调查研究。他在总结几年来的沉痛教训时提出,做好工作要有三条：一要情况明,二要决心大,三要方法对。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好调查研究。他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陈伯达的为官与为学

不知为何威信一落千丈陈伯达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很聪明的很有才的人。他给我的印象是,才胜于学,学胜于德,德毁于位。好好的一个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后来变得那个样子,什么原因?陈伯达是以文章上了天,做过几天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公布的政治局委员顺序是:毛主席,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但他怎么又从九霄云上掉到地下碰得粉碎?陈的垮台,全国人民至今恐怕还是莫名其妙,我更莫名其妙。     

父亲田家英与毛岸英的一段师生情

正毛岸英,毛泽东的长子。1950年11月牺牲在朝鲜战场,年仅28岁。历史的尘封,使毛岸英的故事鲜为人知。我母亲晚年追忆父亲田家英时,多次提到"岸英"的名字。毛岸英1946年从苏联回国至牺牲近5年间,和我父亲既是师生又是挚友。     

中顾委开于光远的生活会

1987年上半年,中顾委召开了两个“生活会”,批评帮助于光远和张光年。于光远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党组成员,党内经济学家,中顾委委员。     

悼于光远老

近三年来,老病常犯,并发症增多,不断进出医院,与老朋友也疏于来往。这一次医疗效果明显,从医院回到家里,感到身体精神恢复了一些,正与女儿商量去看望一些老朋友,当然就有光远同志。没想到9月26日,就得到光远去世的消息,深感悲痛。第二天就到光远家中吊唁,在光远同志的遗像前向他深深鞠躬的时候,不禁想起与光远同志相处的点点滴滴。回到家里,心情更是久久不能平复,一连几天如此。     

经济学人于光远

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涌现了一批与于光远相似的“改革策士”,许多改变中国经济未来的政策,正是受其影响而提出来的     

于光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官员

前一阵“王林事件”在媒体上闹得沸沸扬扬,使我想起了当年反对伪科学的于光远。80年代初,特异功能喧嚣一时,国内许多知名人物出面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