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年间的鬼狐怪谈

乾嘉时期是我国著名的朴学考证时期。以语言文字训诂考证进行经史研究,故被五四运动后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人视为科学方法及理性精神之先驱。本文则从当时人喜说鬼狐仙怪事迹的现象,做不一样的考察,发现另一副面貌的乾嘉时期。由乾嘉时期士大夫喜说鬼狐仙怪故事,可以发现当时并不具备现代意义的科学理性观。理性与信仰并存,或交互为用,纔是普遍的现象。而且精英士大夫阶层在面对这些鬼狐故事时所显示的伦理观,非特与庶民无异,抑且为世俗命定果报信仰之热心传播者。在宋明理学已渐丧失其伦理规范意义,经史考证又只是知识技艺的时代,信奉此种通俗儒道佛理,并以之教化民众,便成为士大夫自觉可以努力之工作。其宣化之方式,主要是文学作品,例如小说或戏曲、宝卷、歌谣等,为道光、咸丰、同治以后大规模出现的民间“善堂”奠了基。突破了经学视域,转由文学去看,纔能观察到这许多有趣的现象与值得思考的问题。     

开阳南贡茶史话

开阳南贡茶,因清代乾隆年间曾作为皇家贡品而得名,乾嘉时期曾名噪一时。至今已有 200多年历史。后来由于贡茶不准民间贸易,加上咸同年间战火,南贡茶便由盛而衰,一蹶不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     

宣南女杰寻踪

宣南,熠熠北京璀璨之区。这里有繁华似锦的大栅栏,翰墨飘香的琉璃厂,酒旗戏鼓的老天桥。古刹名寺任雅士悠游吟咏,会馆故园凭仁人聚商国事。每每提到这里,人们就会想到乾嘉汉学的精英,宣南诗社的名士;忆起维新变法的君子,五四运动的先驱。这其中,堂堂男儿尽展风采,更还有几多淑嫒才女、巾帼英豪青史留名。     

近代墨学复兴与晚清儒学

墨学曾为先秦显学,西汉以降湮没无闻,但在19世纪重新显露并渐趋复兴.详究此中原因,除西学东渐、社会变动等外缘因素之外,墨学在近代的重振还受到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制约.乾嘉考据学的高度发展及儒学正统地位在近代的衰落,不但为近代墨学复兴提供了起点与机遇,而且影响着近代墨学的治学途径和风格.     

近十五年来清代乾嘉年间海盗问题的研究

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海盗问题是伴随着海洋发展而滋生的社会现象。清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在历经康乾盛世的繁荣之后开始走向衰微,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在东南沿海,不少沿海居民下海为盗,最终形成乾隆末年至嘉庆上半叶海盗活动的高潮。     

朱筠与乾嘉篆书

朱筠（1729－1781年）,字竹君,号笥河．直隶大必人。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士。先后任武英殿编修、会试同考官,以及顺天乡试同考官、福建乡试引考官。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至三十八年（1773年）出仃安徽学政。后供职于叫库馆。乾隆叫十四年（1779年）董四十六年（1781年）出任福建学政。     

盛世隐忧：从乾嘉文治看清朝由盛而衰

以盛世光环载入史册的乾隆朝在文治领域潜伏着重重隐忧。当时朝廷重视经学,而思想上却不认同民间汉学;虽然承袭庙堂理学,却对其内圣外王鲜有心得,并且压制朝野理学的发展。同时,统治者的信仰世界混乱、迷茫。嘉庆朝的经学政策略有调整,重新重视理学,又强调以勤简为政,但总体上缺少新意,无济于事,清中期遂成武功彰显而文治偏失的格局。这也是清朝由盛而衰的重要根源。     

“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清代考据学的社会性格

从"社会性格"的视角看,清代考据学相较于宋明理学具有两个鲜明特点:其一,传统的"行道"之途在清代虽已阻断,但考据学预设"道"在古经之中,必通文字训诂方能得道,以此高峻的得道门槛为士人保留了一个相对自由的"守道"空间;其二,清儒有其特殊的"行道"方式,他们已不是如宋、明儒那样直接在民间布"道",而是在自己所求之"道"与所布于民间的"教化"之间做出了细致的区分;他们虽希望以"礼"来教化民间,但这个施行于民间的"礼"却往往未曾与他们在经书中发现的"道"趋于一致。基于此两点,杨念群《何处是江南》一书的核心观点——清代士林思想在清朝严酷控制的氛围下以难以自足的状态存活下去,而越来越成为清廷整体政治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值得反思了。     

近代伪造的云冈龙门样式石佛

随着乾隆、嘉庆时代以来考据学的兴起,文人的兴趣多转向碑版石刻,而许多造像碑、石窟造像又多有题记,故清代的金石书内连带也著录了许多佛造像。云冈、龙门、天龙山等石窟的佛造像为世界所注目也不过是近七八十年的事。如二十年代日本关野贞、常盘大定《支那佛教史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