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江南的建置化与民间化——基于嘉兴儒学物质载体的数字人文分析

儒学的建置化和民间化,即儒学作为中央集权制大一统王朝的国家意识形态,在地方社会完成一整套治理体系的构建,并向下渗透到民众日常生活的过程。对地方志中所载儒学物质载体的大数据分析表明,以嘉兴为代表的江南地区自宋代开启儒学建置化,至明清臻于完善。明清时期,儒学显著渗透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与个人道德规训、日常生活管理有关的物质载体大量增加。在实践层面,与儒学有关的信仰在地方官员的推动下,与佛、道、民间信仰展开了漫长的拉锯过程。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乡党政治、士人心态与历史人物书写——以明清史传中的李至刚为中心

历史人物书写往往是复杂的社会关系、政治环境以及多样心态主导下形成的主观表达。传统时代,人物事迹被置于道德框架之下书写,人物评价及其形象被特定时代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心态所塑造。明清史传对永乐初年礼部尚书李至刚的书写,则是其中的典型个案。明人杨士奇所撰的《解缙墓碣铭》和《李至刚墓表》是后世史传中李至刚书写的祖本,李至刚“蒙垢简牍”的故事不断被复制、传播和再创造,最终影响到清代官修《明史》的道德性书写。这一案例呈现了个体书写如何影响集体书写的过程。究其原因,这可能是明代中前期杨士奇长期秉政,并以其政治声望、文化影响进而掌握社会舆论和话语权的反映,也是明代史家反思和批判永乐朝史事、明代中后期现实的心态折射。     

生态旅游景区经营模式文献研究综述

生态旅游景区是生态旅游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空间载体,只有生态旅游景区健康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文章对生态旅游景区研究的相关期刊文献进行了查阅、整理,从生态旅游景区的概念,以及对生态旅游经营模式相关问题进行了综述,得出了近年来生态旅游景区经营的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通过该文献研究得出了一些启示。     

辩证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载体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传播载体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对于传播载体的科学认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普及的实效性。把传播载体置于受众、传播者、价值观本身的系统结构中进行理性审视,有利于我们全面、联系、动态地认识、对待传播载体。     

保证志书质量的思考

二十多年来修志工作实践证明,志书的生命力取决于志书自身的质量,这在方志界也已形成共识。志书质量是一个综合概念,是一个总体衡量标准,从组织领导到工作运行,从队伍组建到业务培训,从编纂指导思想到具体编纂业务,从搜集资料、设计篇目到编写志稿,从政治方向、史实内容到体例文风、书写规范,直至印刷出版,每个步骤、每个环节都有个质量问题。因此,在我省二轮修志方兴未艾之际,为了能编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作,我们很有必要对志书质量这一重大命题,结合修志实践,作深入的探索,并形成一套系统、全面、可操作的制度。以下结合修志工作谈些个人的体会,供同志们讨论。     

许负故事所见相人术与文景政局书写——兼论历史故事的叙述本源

中国古代史籍中存在数量可观的相人故事,故事中相人术不仅是一种用来预测命运的形法知识,更是一种与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功利知识。尽管我们尚不能断定相人故事真实与否,但它们在特定政治事件中所承担的功能却是可以被把握的。本文选取《史记》所载汉初女相师许负的相人故事为个案,详考许负故事的背景与原委,并着重讨论了其与文景政局书写的关系。许负故事产生于文景朝特定的政治语境中,并参与了文景之治的建构过程,藉由许负故事,文景政局中某些历史细节或可更为清晰地被呈现。同时,司马迁选择将许负故事收入《史记》,亦是其叙史策略之需。     

从《百家讲坛》看读志用志

要真正推动读志用志,可以借鉴《百家讲坛》的成功作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尝试:一是改变志书内容的表现形式,二是找准读志用志的载体,三是提供方便的读志用志平台。     

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与地域观的域外接受——法国汉学《山海经》阐释考

18-19世纪,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扶桑即美洲”等争论中,《山海经》进入了西方人的学术视野,并持续推动着法国对中国早期景观和领土想象的地理科学探索。百余年来,何赖思、拉克伯里、巴赞、罗尼、布勒努夫、施古德、葛兰言、雷米·马修、魏德理等人的法文研究从地理学、人种学、政治学、文献学等多元角度阐释这部中国早期地理书写,作为外部成果提出了新颖的研究角度和思维方式,证明了在对中华文明历史脉络的认识中,地理、历史、民族、政治等方面密不可分,与我国现当代学者的成果相得益彰。这些研究既显示出法国当代汉学离不开欧洲东方学的既有传统和框架,亦有助于我们在对西方相关课题的了解和批判中反思和深化当前的研究,进而探讨如何在跨文化中就中国古代历史地理课题拓展国际对话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