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日"自治传统"的比较分析

近代中日两国在实行地方自治前,都存在着一定的“自治传统。”这种传统在日本日村落共同体,在中国日宗族自治、乡绅自治。但是虽然同为“自治”,实际上有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也可谓是导致两国实行近代地方自治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中日“自治传统”在地方公选议会、地方公共财政的运营和地方公共团体法人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总结出中日“自治传统”具有的不同的特质。     

明末清初粤东客家乡村社会变迁——以大埔县白堠村为中心

宋明以来,随着粤东地区的经济开发和社会发展,随之而出现的“峒寇岛夷”问题,一直是国家和地方政府难以解决的一大问题。但至清初“复界”以后,地方社会趋于稳定,经济化出现了长足的发展。对于这种社会变迁,陈春声、黄挺等时贤已有相当深刻的研究。陈春声教授认为,“大致从明嘉靖至清康熙的一百多年间,是潮州乡村社会逐渐被乡绅阶层控制的重要转折时期。”但对于乡绅阶层的产生及社会转型的细节和内在机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而且他们的分析多以沿海的韩江三角洲为参照,对于广大内陆山区则关照较少。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乡绅支大纶“志徐节妇”事及所见晚明嘉善地域社会

明万历年间,江南嘉善县重修县志,乡绅支大纶通过其人际关系网络对修志人员施加压力,意欲让死友之妻徐节妇载入县志。但因支大纶不愿屈从于修志者咬定的金钱规则,节妇只被变相记载于卷末的按语中,直至清代纂修方志时才移入正文。这一事件既为探究明清方志的编修过程、评判方志的性质与价值提供了一个实例,同时通过支大纶的行止,又可从公/私辩证的角度探究乡绅在地域社会中规范自身的行为守则。     

地方史志若干说法辨正

地方史志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深厚的化底蕴。珍贵的地方史料和科学的地情实录,更使其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享誉海内外。但它也有糟粕的一面。特别是一些乡绅俗儒,单从光乡耀里、攀高附显的主观愿望出发,牵强附会地将外地的名人名事,写成当地的人事,最能哗众取宠,但也最为学人鄙。从唐代的颜师古、刘知几,至近代梁启超,均对此通病有所批评。     

晚清文献中“乡绅“的对应词是“城绅“

在近年的晚清史研究中,有学者似已将“绅商”视为一个与“乡绅”相对应的词,但笔者发现,确切地说,晚清文献中与“乡绅”相对应的似是“城绅”(或“邑绅”“府绅”“省绅”,分别指在县城、府城和省城的绅士)。例如:《湘报》第41号《衡州府衡阳清泉县士绅公恳推广南学会与保卫局禀》:“咸同时,各绅耆办团筹费,操之裕如,富者捐资,强者出力。乡里则地阔人散,较之城市须变通办理,清查户口,比屋抽丁,每村视众寡壮稚,派一二人、三四人不等。日间仍安耕作,早夜自行操演。乡绅时时勤为教习,城绅每届两月下乡巡操。”严修《谨议设立官书局章程》:“书…     

明代生员新论

明代的儒学生员具有双重身分。一方面,生员是正式在政府注册,并由政府官员提调、学官课业的官学生;另一方面,生员又是一种“科名”。从生员到进士,犹如科名阶梯,而生员仅仅是科举考试各级阶梯中最初的一级有关明代生员。生员是地方乡绅的一部分,而乡绅的产生、延续,主要依靠科举制度与学校制度。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适当的总结是必要的,但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须给以深入的讨论,一是士与仕,即士的理想化人格,以及科举的客观现实导致士行、士习的堕落;二是青衿与缙绅,即生员与在乡士大夫的关系;三是生员在地域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其作用。     

农民:不许革命

鲁迅小说《阿Q正传》里讲,听闻革命到来,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盘起辫子,招摇过市。赵老爷和秀才们开始不明就里,不知革命底细,因此对阿Q低声下气。后来假洋鬼子回来,他们发现革命并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于是神气活现起来。阿Q想要参加,假洋鬼子不许。鲁迅写的是小说,但在江浙一带,还真有农民想要革命(虽然他们跟阿Q一样,不知道革命是怎么回事),但不唯乡绅地主们不许,当地革命     

国家与地方精英的权力争夺

<正>读完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一书,感觉有点触目惊心。中国从古至今都拥有庞大的农村社会,但是农民、农业、农村的"三农"问题仍然是困扰当今政府的焦点问题,而农村政治当然是其中重要一环。"中国农村的政治是凝结了历史的政治,不理清历史的脉络,现实的结就难以真正打开。"(1)所以,当看完本书对近代农村政权变迁的阐述之后,对近代农民被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