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帝国“新地”与徙、戍的推行——兼论秦汉时期的内外观念与内外政策特征

秦汉帝国是伴随"新地"的推展和边界的扩张而确立的。政府在派遣"新地吏"同时,往往推行徙民实边、行役戍边政策。在后来的发展中,实边较戍边更为边策所重。其原因既涉及财政、舆论,也有对防御效能的考虑。两汉时期,内地与边郡之间的差别有所扩大,影响到朝廷内外政策的差异。边郡军事负担甚巨,而且因军队屯驻造成经济残破与社会动荡。边郡维持运转,常需邻郡供给、中央调控、募民输粟及军士屯田。"文景之治"、"光武中兴"中轻徭薄赋的惠政,与边政状况直接相关。     

周代宗法家族支庶祭祀再认识

"支子不祭"是战国礼学家抽绎的祭祀规则,主旨在于重嫡抑庶,维护宗法家族的长治久安。勘诸两周社会,可见"支子不祭"确为通常情况下的祭祀原则。但是在社会流动加大、宗法家族既衍生又分化、支庶实力超越嫡长等情况下,支子完全可以独立祭祀,且祭祀范围远超礼书所谓"庶子不祭祖"、"庶子不祭祢"的限定,也非"大夫三庙"、"士二庙"所能概括。对"支子不祭"历史实践的考察,不仅展现了两周时期家族祭祀制度的变迁过程,也加深了对宗法制内部"尊尊"和"亲亲"之间张力的认识。     

别廷芳与宛西地方自治

20世纪30年代的近代中国,军阀混战、外族入侵。宛西地区靠军事起家的别廷芳为了达到"自救"的目的,在其辖区推行"自卫"、"自治"、"自富"的地方自治,成果斐然。但随着别氏的逝世,轰动一时的宛西自治也随之夭折。     

浅析器物类文物定名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文物定名是博物馆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其中不乏学术含量。首先是定名用词必须科学严谨,需对习以为常、似是而非的用词进行厘正,使用正确的语词。其次,在用词正确的基础上,确定原则,统一格式,使文物定名工作有规律可循。如此,其科学性保证了博物馆向大众传播的文化不失为良知,而非误导;其规范性摒弃了博物馆界著录工作的随意性。     

日本博物馆参观记

<正>今年初在女儿的安排下,我们一家三口前往东京进行为期八天的自由行,在尽情享受美景美食和露天温泉的观光行程之余,我们还参观了国立西洋美术馆的莫奈艺术展,在名画《睡莲》前流连徜徉;明治神宫的昭宪皇太后百年祭上展出了皇室服饰和各类皇室用品,天皇和皇室成员阅读的《论语》、《史记》、《诗经》等典籍也陈列其中,令人感受到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在东京的各个地铁站和旅游景点常年都有各种展览和活动的宣传手册,让人不免有些羡慕他们     

朱元璋断案

正作为有明一代开国之主,朱元璋的才略谋断自非常人可比。坐定江山后,他的一些做法也常常别出心裁,断案即其中之一。不过战场上不循常规,往往能出奇制胜,断案中不循常规却每每伤及无辜。明人在这方面记载颇多,很可见出这位皇上的独异之处。据黄溥《闲中今古录》记载:"洪武间,人有随母改嫁事继父者。继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孝闻。上曰:‘继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遗体以愈     

郭沫若与《武训传》的批判

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与郭沫若这两位以革命救国为己任的战斗者,在大革命的高潮中相识、相知,在各自的岗位上用枪和笔并肩作战。在1944年4月19日延安高级干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延安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同志学习,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信任和友     

夷俗并从——安伽墓和北朝烧物葬

北朝统治者在实行汉文化统治策略的同时,在其内部仍实行鲜卑族的烧物葬。安伽、康业等粟特贵族因为宦于北朝,其丧葬制度亦被鲜卑化。安伽墓的火焚缘于与烧物葬相似的突厥烧葬仪式;而安伽等石椁墓和围屏石榻墓应是北朝别敕葬,烧物葬有可能是别权葬的一个内容。     

月亮金字塔

考古学家通过发掘活人祭和动物牺牲品的遗骨,来探索墨西哥这座死亡之塔的古老秘密。[编者按]     

论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彼”

本对上古有代表性的十二部典籍中的“彼”进行了穷尽的调查研究,认为“彼”的称代用法和指别用法是其与生俱来的固有功能,认为上古汉语第一、第二、第三人称代词是俱全的,其第三人称代词是自成一个完整系统的,办法是多个成份合作,各司其职,综合体现。即：“彼”(主要作主语,少量作宾语、定语)与“夫”(主语)、“其”(领属性定语)、“之”(宾语)等构成了上古汉语第三人称代词的完整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