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背景的差异看孔子与朱熹的义利观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朱熹是儒家思想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二人的义利观在思想基础是有很大的相似性,但由于所生活的时代不同,社会背景相异,且作为当时代的学者,他们都相当关注当时代人们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因而,他们的义利观也因时代背景的差异而有了一些歧出之处。试图挖掘二者义利观的相异之处及其社会原因。     

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研究 --兼论中法交涉中义利结合外交思想

本文立足于洋务运动史、近代外交思想史既有研究,利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档案,考察中法越南交涉这一洋务时期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外交个案,探讨洋务时期整体外交思想,认为义利结合的整体外交思想为洋务时期清朝政府的基本外交指导思想,从而反思中国近代外交思想史研究中若干误区.     

《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进行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此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说明,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信,却也无需苛求。     

宋代哲学家张械在广西

张拭（1133—1180）,字敬夫,一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秆,世称“南轩先生”,北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省）人。丞相张浚之子,自幼聪颖好学,以荫补官。秦桧执政时,张浚受到排斥,张拭随父谪居连州、衡州近20年。曾受学于胡宏习孔孟学说。累官至吏部侍郎兼侍讲、右殿修撰等,曾被时人公认有“宰辅之才”,只是由于他为人光明磊落,喜直言进谏而未能得到重用。其一生的政治主张为修德立政、用贤养民、选将练兵、抗金复仇。其道学理论以“天理”为义,以“人欲”为利,强调“学莫先于义利之辨”。后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南宋道学大师,号称“东南三贤”。     

宋代理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

宋代理学家较之历代儒家更强调义利之辨 ,其原因多种多样。本文认为 :理学家把义利之辨、人欲横流视为孔孟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和宋代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力图以明辨义利 ,重振道德来挽回儒学失落的地位和解除王朝的危机 ;同时 ,理学家无法从理论源头排斥佛道 ,只能以公利义利之辨评判佛道之非 ,并力图把儒家的“义”理论化 ,使之成为可以取代佛道的入世型信仰体系等 ,是宋代理学家特别重视义利之辨的主要原因。     

熙丰党争补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再谈不能“一切向钱看” 我们要找回中华民族正确的金钱观、成功观

1983年到1984年,围绕如何对待金钱,《中国青年报》刊登系列文章,提出"反对‘一切向钱看’"。30年来,"一切向钱看"屡次遭到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但令人痛心的是口诛笔伐挡不住"向钱看"的强烈欲望,逐利对社会的侵蚀深入骨髓。当下的社会问题,无一不是"一切向钱看"惹的祸。——街头小贩用假羊肉,路边小馆用地沟油,大型超市卖染色馒头,国际连锁店用苏丹红。一串羊肉、一根油条、一个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的徽商

明清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以其便利的交通,优良的棉、麦、梨、枣等土特产和市场活跃的工商业城镇,吸引大批徽商来此货殖;他们主要集中在临清、济宁等区域中心城市,从事布帛、食盐、典当、杂货、中药等行业的经营;徽商在侨寓地还进行联姻、入籍、科考、捐资等活动,树立起了"义利兼顾"的"良贾"形象.徽商在山东运河区域的长期居住经营,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些城镇的居民结构,而且促进了山东运河流域的南北物资文化交流,带动了这一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