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     

时势、史观与西人对早期中国近代史的论述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论述最初是由西人进行的。1830年代,西人中的对华激进派通过对清朝排外政策及其弊害的强调,为武力侵华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早期中西关系史的建构。西人这种政策论辩还导向对国际法与自然法、中西文明地位与价值的论述,同时鸦片问题也触及道德层面的思考,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西人对鸦片战争及其意义的阐释。与此相联系,他们将相关论述延伸到对清代社会形态与中国历史分期等问题的讨论,并以进步史观为依托,形成对中国历史未来走向的认识,中国近代早期以清朝"自强新政"为中心的变动在此种观念背景下得到评论与书写。上述论点与史观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一系列著作中,逐渐沉淀为具有较长远影响的早期中国近代史体系。     

《北堂书目》:记录西学东渐的重要历史文献

《北堂书目》,是西学文献入华三次高潮的产物,是一本非常珍贵而罕见的西文目录书。本文论述了《北堂书目》的编纂背景和过程,分析了其中对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记录,以及北堂藏书的主要内容、来源、《北堂书目》与七千部西书的关系以及它对中西交通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老子对“无”的认识和把握

老子认识到了两种“无”,一种是绝对的、命名的、理论性的“无”,它是玄奥的,是人类思维的开端,是天地之始,它和命名的、绝对的“有”一起构成了“众妙之门”。只有命名了绝对的“无”和“有”,人类思维、认识之门才能打开。所以,这个“无”是理论的、抽象的概念。除了这种绝对的、命名的“无”之外,老子还深刻地认识到了“有”的否定性的“无”,认为这种“无”是和“有”相生的,并为“有”之用提供保障。老子还提出了两个层次的“无”之为（用）：第一个层次是与“有”对应的“无”之为、之用,这是与存在、存在者（物）相关的“无”之用;第二个层次是讲人也就是主体不过分作为,要顺从自然。     

李克强访欧中西文明又一次对视

18世纪“中国热”流行欧洲时,来自东方的哲学、律法、科举制度风靡一时,启蒙思想家们把中国看作“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理想国度（伏尔泰语）,他们用中国文化作武器,批判教会、推动社会进步。直至19世纪中叶,率先工业化的欧洲终于发现了清帝国的虚弱,在残酷的竞争中,中华帝国一再退守,那是场文明的落败,帝国的制度已经无法对现代的国际竞争作出有效回应。     

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初探

康熙三十年杭州教案爆发,为在华西教士提供了促使清廷解除康熙八年禁教令、重新考虑天主教政策的历史契机。在多方因素影响下,康熙三十一年宽容天主教诏令终于颁布。该诏令不仅为天主教在华活动创造相对宽松的传教环境,而且引起欧洲天主教社会的较广泛关注,刺激了欧洲向中国拓展传教事业。此外,康熙三十一年容教诏令还成为道光二十四年法使喇萼呢与两广总督耆英谈判时,胁迫清廷同意弛禁天主教的一个重要筹码。     

1982-1984年版熊猫纪念币

大熊猫,在国际上被誉为“中西交流的友好使”,是我国独有的国宝级珍稀动物。为了更好地宣传大熊猫,保护大熊猫。世界各国发行了很多以熊猫为主题的各种钱币。我国在1982年首度发行了一套熊猫纪念币．以后每年以不同的图案．展现熊猫憨态可掬的风采。在品种上有熊猫金币、熊猫铂币、熊猫钯币、熊猫银币、熊猫银镶金币、熊猫铜币等。“国宝”熊猫其身体白色,眼周围、耳及四肢则为黑色．经设计专家采用凹刻法。根据金银的折光效果,把大熊猫真实地展现在币面上。币面设计思路按照南非的克兰格林普通金币模式．所以未标面值。下面介绍1982年版熊猫金质纪念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