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古地图与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坊纪要

2019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和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珠海)主办的“丝路古地图与跨国经济文化交流”工作坊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顺利举行。来自两岸13所高校与科研机构的20余位学者齐聚一堂,主要从五个方面对地图学史的诸多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周恩来张闻天外交风格异同

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张闻天做过党的总书记,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据胡乔木在纪念张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以李鸿章与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的论战为中心

141年前,李鸿章和森有礼曾就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以及学习西方、变革服制、举借外债等问题在保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考察了森有礼于光绪元年腊月二十八日赴直隶总督府与李鸿章举行会谈的背景,并基于1899年出版的《森先生传》中揭载的对话记录,译介、分析了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指出,尽管李鸿章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但由于无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建立独立的智库,以致他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学到有价值的新知。因此,李鸿章与森有礼论战时无法占据明显优势也就在所难免。     

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

以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心,从大区域、长时段的角度总结了东亚、伊斯兰世界和南亚传统地图学的特色。认为非西方地图学传统的断裂与连续,既是一个事实问题,也是一个认识问题。随着西方科学地图学成为主流,非西方地图学传统发生了断裂,但后者并非一夜之间消失于世,而是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与现代社会的联结。多卷本《地图学史》为中国地图学史研究带来多方面的启示。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中西方传统园林理水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实例的方式着重对中西方传统园林的理水形态以及手法进行阐述,进一步分析了理水的演变规律及造成差异性的本质。希望现代园林在继承中国传统园林理水的同时,学习西方理水中的科学方法,加入时代特色,能够对我国当代园林理水的营造起一定的启示作用。     

中西古典史学批评论

史学批评的产生虽然要晚于史学的产生,但是,几乎在古典史学产生的同时,也就出现了史学批评的萌芽。古典时期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史学批评的产生与史学批评的内容,在史家标准、治史态度、史籍优劣以及史学审美等诸多方面大体一致,难分伯仲。总的说来,西方古典史学批评理论不如中国,然而在史学审美方面却比中国古典史学批评理论更系统化、理论化。这种差异的出现,是由古典时期中西史学的地位所决定的     

顾颉刚先生与现代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晚清以来,随着地图测绘、印刷技术以及历史研究的进步,学者们编绘了多种中国历史地图集。到了20世纪30年代,这些新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数量已不下二三十种,但在质量上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改进。顾颉刚先生十分注重历史地图,1930年代组织禹贡学会,欲借团体之力编绘精确、详备的历史地图。受抗日战争影响,这一计划虽未能实现,但在历史地图底本、绘制方法、地名考证等方面做出诸多有益的贡献。1955年,他与章巽先生编著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古代史部分》是我国第一本综合类历史地图集,虽与其早期计划相差甚远,但在内容、编辑方法、技巧方面创建颇多,对之后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影响深远。     

以唯物史观为桥梁的中西史学交流——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唯物史观自20世纪初开始流传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主流的历史观;研究唯物史观,对于我们国家史学理论学科建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都说"西马亦马",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本文以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为例)也是一种类型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值得我们总结和探讨,对于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流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和学科是具有重大学术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