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与“分”的地理效应及民族个性差异

本文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剖析了地理环境对于中国历史上国家统一与分裂的重大影响,暨阐述了通常所说的自然与人文的历史的辩证的关系。高山大川的“长城效应”与各区域民族个性差异形成对国家统一的威胁。但同时也是多民族国家统一体的再造与地域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     

绅士的分裂:咸同之际山东乡绅刘德培的抗官之路

淄川绅士刘德培在咸同之际的抗官行动经历了从个人挑战到不断联合与吸纳当地绅士的过程。尽管性格中"好趋小利"的一面为一些绅士所不齿,其在"尚义"意识作用下的为民争利之举又能博得不少绅士的同情。1861年淄川四乡团练的兴起不但造成了"官弱民强"的社会氛围,还为刘德培等人的抗官行动提供了合法工具,从而对官府的利益和权威构成了严重威胁。借助信和团的力量,刘德培等人在乡村中攫取资源并积极增强自身影响力,在征税与司法方面均形成与官府强势竞争的局面。在成功地入城并压制了城内绅士的敌意后,刘德培等信和团领袖成为淄川城乡的实际控制者,而对博山团练首领的杀戮使得信和团完成了从团练到"团匪"、从"国家的朋友"到"国家的敌人"的转变。"刘德培事件"中多达二十余位绅士参与抗官,且不乏同情者,这反映出咸同之际官府权威严重削弱和清廷团练战略所激发的地方主义倾向共同导致了绅士阶层的分裂。     

冷战时期的中苏谈判

<正>中国西北、东北地区与苏联接壤,边界线长达7600公里。两国存在边界问题历史久远,但中苏友好时期边境上一直是安宁的。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中苏边界纠纷不断。为了缓和边境紧张局势和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从1964年2月开始,中苏两国进行了边界谈判。这场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年,     

论苏联出兵东北对东北根据地建立的历史影响

本文探讨了苏联出兵东北对中共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历史影响,认为苏军进驻东北为中共在东北创建根据地提供了诸多有利因素,中共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些有利因素,采取科学灵活的策略方针,建立并巩固了东北根据地,从而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后方基地。     

东晋中兴名士温峤

正在东晋初年的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位风云人物——温峤。他没有"历相四君"、号称"仲父"的王导那么高的声望,也没有"威静荆塞"、"功宣一匡"的陶侃那样大的威名,可是,他自始至终地拥戴东晋皇室,借以维护江南地区的统一,处处以大局为重,机智勇敢地与分裂势力作坚决的斗争,这些,却是王导与陶侃远远比不上的。温峤(288—329年),字太真,太原祁县人。西晋末年,天下大乱,匈奴族刘聪、羯族     

论十年建设时期所有制多样化探索中止的原因

正1956~1966年是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建设时期。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后,中国建立了几乎单一的公有制。然而从中共八大开始,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便对所有制结构多样化进行了系列的探索与实践,不过没有得到始终如一的坚持,在1958~1962年间出现了三次反复,最后完全中止。究其原因,国内因素主要是由中共领导人对所有制的认识水平决     

1930年中苏会谈前莫德惠与张学良等人来往电文一组

1930年间,中苏两国拟为解决中东路事件善后问题举行会谈,正式开议之前,中方委派东省铁路督办莫德惠为全权代表,于同年5月1日赴莫斯科筹备。这里所辑莫德惠、外交部特派员钟毓与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张学良、外交部长王正廷等人的相关来往函电,反映了会前中苏交涉及筹备情况。     

资源委员会续办1945—1946年度对苏易货偿债事宜相关史料

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接替了抗战期间由贸易委员会及复兴公司所办的事务,继续办理中苏易货贸易事项。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启示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1 991年苏联解体 ,世界处于美苏冷战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段时期与苏联进行的教育交流经历了风风雨雨。教育交流是外交和政治关系的延续 ,中苏教育交流是中苏两国关系的晴雨表。在世界进入后冷战时期 ,回顾冷战年代中苏教育交流的历史 ,必将总结出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