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敌乎? 友乎?——德国曾援助中国抗日

说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和日本,许多人都知道他们是法西斯侵略集团,是二战的策源地,但也许并不知道,在中国抗战前,甚至是中日战争爆发后的一段时间里,德国这个日本的盟友,却一直是支援中国国防建设的主力军。德国的军火输入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军队发展的重要因素,而德国军事顾问团则给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造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全部德式装备的国民党军队,曾一度让人们把淞沪抗战说成是德国的战争。但是,为何如此"亲密"的中德两国,在二战来临时却分道扬镳,最后各自走向了敌对的两个阵营?     

巴兰德在中国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诸国已有经营东亚的企图,在华普鲁士商人的极力游说,媒体和学术精英的深切关注,终于促成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成行。作为使团的三个随员之一,巴兰德在签约谈判中扮演了一个要角。1875年他以驻华公使身份再度来到中国,直到1893年离开中国。他深度参与同光两朝的外交活动,与清廷枢臣交朋友。作为个性鲜明的外交官,他促进了总署大臣的观念转变;作为北京外交使团圈子里的活跃人物,他在驻京各国公使和总署之间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即便在返回德国之后,他积极在报刊杂志上撰文,在制定对华政策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巴兰德是中国近代史、中德关系吏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欧洲最大中国研究中心总裁接受本刊专访 德国人对中国了解太少

正人物简介韩博天,1965年生于德国奥芬巴赫,曾在图宾根和中国南京学习政治学、汉学和比较语言学,并在德国萨尔布吕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自1999年起,韩博天担任德国特里尔大学教授,重点研究东亚地区问题。     

转向联德,还是继续亲英美?——滇缅路事件后国民党内曾谋划调整外交路线

1940年7月,迫于日本的压力,英国同意封锁滇缅公路3个月.中国朝野对此十分不满,国民党高层出现了与英断交、转向联德的呼声,并已开始试探性的行动.但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王世杰等人力拒此议,并说服蒋介石基本维持原外交策略,尤其是稍后国际局势的变化(如德意日结成同盟,德意承认汪伪,英美对日日趋强硬等等),联德之议最终被放弃.国民党内这次调整外交路线的讨论,虽未在事实上弓I起重大震动,但所涉问题,关乎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足以牵动中国抗战大局,也反映了国民党内一些重要人士此期间的政治见解和思想动态.     

胶州湾事件前的中德交涉与许景澄“卖国”考（1895-1897)

胶州湾事件之前,中德就港口租借问题进行了长达两年的交涉。德国动用了各方人马,推进公私并进的多线外交。清政府倾向于联俄以自保,对德国的无理诉求一味机械回绝,并未足够重视。德国在所谓“和平外交”与“巴兰德—李鸿章”路线接连受挫后,武力占领港口呼声高涨,又值俾斯麦去职后大陆政策转向世界政策,对华外交日趋强硬。1897年的胶州湾事件,是这一连串交涉导向的结果。其间还留下了驻德公使许景澄主张德国武力占领港口之说,更由此揭示出德国对华新外交政策的内部博弈以及晚清驻外使馆外籍参赞僭越职权的普遍问题。     

历史不会重复自己——专访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

去年9月走马上任的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先生,对中国媒体显示出开放的姿态。他因为滑雪而手腕骨折,打着绑带接受采访和拍摄。他评价中德关系就像德语中说的“Selbstlaufer”,意思就是“不需要用力推,本身就会自己奔跑”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德军事和经贸合作关系的若干史事述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德国政府奉行反苏、亲日、疏华的政策,在远东视日本为其最主要的盟国。国民政府低调处理与德国政府之间接连出现的重大政治分歧,力图维系原先十分密切的军事经贸关系,虽然未能挽回在华德国军事顾问的召回,却在特殊的条件下进行着对德易货购料往来,一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才最后中止,有助于在外交、军事和经贸等领域,支持艰苦卓绝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中德军事经贸合作关系的倒退,也促使国民政府把寻求国际援助的重点转向苏联和英美等大国,从而打开了战时外交的新局面。     

欧战爆发后朱家骅的对德立场与联德活动

朱家骅对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德关系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他在抗战时期的对德立场及联德活动,除在少数论著中略有提及之外,①目前仅有新近发表的《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对德政策——以朱家骅使德计划为中心》一文对此进行了专题论述。②作为现有研究成果的延伸,本文依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未刊朱家骅档案,对欧战爆发后至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前朱家骅在对德关系中的表态与活动进行考察,通过发表新的背景材料及观点,开展对朱家骅的个案研究,为深入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对德外交提供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