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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是中国和世界新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共中央高度重视,特别委托周恩来副主席亲自负责这次接待工作,周恩来义不容辞担当起了这项历史的使命。周恩来精心部署接待工作1944年初,外国记者团提出到延安访问的要求,中共南方局常驻重庆的中央代表董必武及重庆办事处向他们表示欢迎。3月9日,周恩来发电报给董老转外国记者团,电文中说道:"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同时,周恩来同志嘱咐董老:"通知当时驻在重庆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和中共八路军18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到达延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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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货币制度发生剧烈更替。咸丰四年为缓解京师“铜匮”与“钱荒”,清廷“反经复古”而筹行铁钱。伴随此一新货币符号的产生,铁钱鼓铸、流通与清朝货币政策不断形成互动。尤其是在钱文反复壅滞的应对过程中,清朝从铸币投放、立法布令、引导疏销等方面救济币制。但随着货币秩序的整体紊乱,铁钱日渐贬值,以铁钱局与户部为代表的决策部门围绕铁钱减铸、存废等产生意见分歧,“立一法即增一弊”的政策纷更使商民无所适从,铁钱最终成为弃物。京师铁钱的嬗变轨迹映射出咸丰朝圜法改革的试错、容错与纠错过程,揭示了清政府在财政压力下的政策取舍与行为逻辑。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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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是毫无疑义的起点。在这历史的起点,中共是当事各方都没有忽视的重要存在。实际上,当时日本利用一切机会强调中国共产党这一因素在东北问题复杂性中的地位。当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派员到东北实地考察时,日方以当地“土匪”有受共产党“策动之虞”,配置装甲车,作为国联专列的“先导”,①以作微妙的提醒。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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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华北敌后建立一系列根据地,另一方面也面临诸多考验.在内外形势和自身诉求的共同作用下,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推动,晋冀豫根据地在1940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秘密进行干部审查,对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界限、党员干部去留、党政关系、干部政策走向(涉及任用、评判、干部档案制度、内部关系调整)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冀豫根据地"1940年整党"是对全面抗战初期组织大发展的回应与调适,沿袭了过去"自上而下""关门整党"的方式,但具体思路、办法均已发生较多转变,与嗣后的整风运动等党内整顿活动形成接续、呼应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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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外武官在近代日本的对外情报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875年在桂太郎的倡议下,日本军方开始推行该项制度,首批派驻国为中国与德国.福原和胜作为首任驻华公使馆武官,统率在华的情报将校,搜集中国情报,并向李鸿章提出日中结盟构想等,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驻外武官名义上须接受大(公)使节制,具体职务、权限、预算等均独立于外交系统,这尽管是国际惯例,也为军方与外务省的龃龉埋下了隐患.福原任职仅一年即被召回,表明彼此之间的矛盾在制度创设初期已现端倪,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也未有根本性解决.福原卸任驻外武官一职后,又迅速被秘密派往中国展开情报活动,其职权已扩充至军事、商贸、借款等多项业务范围,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其的重视.从福原和胜的活动可知,明治初期除了派遣来华的日本外交官、军方人士及民间人士,在华外国人也是日本政府构筑对华情报网的重要一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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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战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合并而成,西南联大在极端艰苦的抗日战争中闪耀着进取勃兴的生命之光,孕育了无数为新中国建设贡献巨大的高端精英,对后世影响深远。而西南联大的师资尤其是文学院的"海归"师资群体,从他们身上展现出的精神气质,是联大灵魂的化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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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清江浦本是河名,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城区,在明清时期海运及陆路交通发达以前是南北交通动脉大运河的重要枢纽。当时长江以北的繁华城镇,几乎都集中在运河沿线。"市井益稠,两岸居民达数万户",太平天国战乱期间遭波及影响颇巨,清同治十一年(1872)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漕运和南北客运多数改走海路,这个曾因北方运河水量不足,清廷规定自此地以北的运河只允许漕运船只通过,旅客都必须进行"南船北马"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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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拯民,山西省屯留县人,优秀共产党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政治委员,中共东南满省委书记。立志拯救水火中人民魏拯民,原名关有雄,字伯张。矢志"拯救水火中人民"的关有雄,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和参加东北抗日联军时改用魏拯民,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还用过魏民生、魏明胜、魏锄耕、李新良、张达、冯康等化名。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