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治的得失与“儒术治国”的尴尬

北宋堪称“儒术治国”的典型。这一论断的基本支撑是当时两个比较典型的历史现象：“儒术”的复振和“文人主政”。“儒术”大行其道以及整个笃信“儒术”的文人官僚队伍使得北宋政治实践中有着相当浓厚的儒家色彩。这一历史阶段的文治似乎比较成功,“文教”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了一个高峰。然而,整个北宋一直国势不振,国力不强,“积贫积弱”,对外奉行投降政策,最后败亡得相当悲惨。这一切使得“儒术”的历史作用显得可疑,使“儒术治国”说陷入真正的尴尬     

桂平博物馆馆藏东汉双耳铜甑铸造工艺及其保护修复研究

广西桂平博物馆藏东汉铜甑对于研究广西地区青铜器冶铸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但器物长期保存于潮湿环境中,矿化严重、保存状况较差,亟须保护修复。本研究应用X射线影像观察、金相显微镜、扫描电镜及能谱分析、模拟实验验证等方法研究了器物的铸造工艺、合金成分以及锈蚀产物成分。结果表明该器物为整体铸造成形,器物铸造时使用了轮制技术、刮板造型工艺以及铸后刻纹的工艺,箅部范块制作过程是用器身模翻制器身范后脱模,将器身模的圈足部分切下,然后在圈足泥模上刻出箅部型腔。在此基础上,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力求将传统的文物修复手段与现代修复理念相结合,通过除锈、修补等保护修复措施后,不但提高了器物的整体稳定性,而且达到了可以展陈,发掘文物潜在价值的要求。     

“挑肥拣瘦”挑的是羊

成语“挑肥拣瘦”的典故出自东汉全国最高学府——太学。     

论东汉隐士的母子关系

东汉时期的隐士并未完全脱离家庭而存在,相当一部分隐士仍旧保持着家庭生活,母子关系也成为了隐士们家庭生活中需要处理的重要关系。东汉的隐士往往以"孝子"形象示人,这不仅体现在对母亲的日常照料中,还表现在为母亲服丧守丧上。在处理继母子关系上,隐士的孝行更成为他们获取美名的重要因素。当隐士的母子关系与其他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系发生冲突时,隐士们也往往会选择维护前者,母子关系甚至会影响到隐士的归隐。     

山西原平北贾铺东汉墓葬所见的北方草原文化因素——附汉鲜卑遗存的发现与辨识

2005年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原平市北贾铺村清理了东汉中晚期的7座墓葬。通过随葬陶器以及棺内铺垫石灰,死者头枕灰泥枕等埋葬习俗等因素的对比分析,发现这批墓葬的主人与当时活跃在北方草原的鲜卑集团关系密切。原平地处汉魏时期的雁门郡,是当时北方游牧集团南下侵扰比较频繁的地区,也是中原王朝安置归附的北方游牧集团部众的区域之一。结合文献记载,北贾铺东汉晚期墓葬的人群很可能属于当时归附于中原王朝的鲜卑部众,而这些率先接受了汉文化影响的鲜卑集团有可能在埋葬习俗等方面对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试论二十世纪前期滇东汉村公家与会牌的职能

二十世纪前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地方的统治,尤其是地处边陲的滇省,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胡庆钧先生调查的滇东汉村正处于现代政治权利与传统地方私权的冲突与对抗中。传统的公家与会牌作为地方最后的传统威权,长期以来维护了地方的稳定与发展;但近代以来,地方政权在发生变化,很多地方纷纷建立了具有合法性正式的组织,这种自上而下由国民政府主导政治变革,试图将地方权利纳入近代化的轨迹,非正式的地方威权"公家、会牌"有被替代的迹象。     

洛阳孟津朱仓东汉墓发掘简报

<正>2013年1月,在洛阳市孟津县平乐镇朱仓村东,当地农民铺设农田灌溉设施时,发现一座东汉砖室墓(图一)。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随即对现场进行保护,报上级文物部门批准后,对该墓(编号2013MZM1,以下简称M1)进行了考古发掘。现将发掘情况简报如下。一墓葬形制M1为斜坡墓道单砖室墓,由墓道、甬道及墓室组成。方向196°(图二、三)。地表无封土。     

东汉陵园建筑布局的相关研究

东汉陵园布局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存在标准与简化两种模式。标准模式中紧邻封土东侧、南侧2组建筑单元构成内陵园,其余3组建筑单元则分布于内陵园之外的东北部,各建筑单元可依次与石殿、钟虡、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相对应。原陵最初的寝殿与后来的石殿可能在同一位置,东汉上陵礼一直在此举行。以石殿、寝殿为代表的朝寝分离模式形成于明帝在位期间。东汉陵园布局还表现出以西为尊向坐北朝南转变,其内、外陵园结构可能对唐代陵园的上宫、下宫格局也有一定影响。     

河南获嘉县嘉苑小区汉墓发掘简报

2010年5月,新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获嘉县嘉苑小区建设工地发掘清理了一座大型砖室墓,出土有陶器、铜器、铁器、石器等。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特征,该墓葬的时代应为东汉晚期。此次发掘为进一步研究新乡地区东汉时期的社会历史及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三"李杜"事件与汉末政治

汉末名士群体与外戚宦官及其所代表的皇权的抗争,是汉末政治的重要内容.这期间,李固、杜乔在立桓帝问题上与梁冀的对立,李云、杜众对于桓帝封五侯外家的指责,李膺、杜密在桓、灵之际党锢事件中的表现,均具有典型意义.三"李杜"在汉末名士群体中乃至在民众间都产生了极大影响,他们的行为、气节鼓舞着当时的士大夫们立身持正,与黑暗政治作斗争.三"李杜"最终都死于非命,预示着东汉皇权与作为政治精英的名士群体的背离,从而也预示着东汉政权的崩解覆亡.同时,三"李杜"树立的道德价值理念,在名士阶层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