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以李鸿章与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的论战为中心

141年前,李鸿章和森有礼曾就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以及学习西方、变革服制、举借外债等问题在保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考察了森有礼于光绪元年腊月二十八日赴直隶总督府与李鸿章举行会谈的背景,并基于1899年出版的《森先生传》中揭载的对话记录,译介、分析了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指出,尽管李鸿章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但由于无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建立独立的智库,以致他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学到有价值的新知。因此,李鸿章与森有礼论战时无法占据明显优势也就在所难免。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景文宋公集》的文献价值——兼论佚存本与书陵部藏本的差异

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景文宋公集》残帙为南宋刻本,现存十八卷,避宋讳,版心间记刻工姓名。与聚珍本《景文集》相比,宋本不仅保存了宋代文体分类方式、组诗完整性、单首诗独立性、诗文承接性,亦可纠正误字、补充脱文、提供异文。从宋本新辑得六诗一文,是宋祁创作的重要诗文。林衡所刻佚存本虽是对宋本的重刻,但因为现存卷数多、不刻残篇残句、漏刻、异文等原因,并不能等同于宋本。     

景观、疆域与民族认同：以《松花江上》等抗战歌曲为中心的分析

国家疆域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国难日亟,国人在民族主义涵养之下,日益认识到中国乃中华民族共同的家园,是神圣不可分割的地理单元。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成为全国瞩目之地。知识分子和政界精英在以《松花江上》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借助“白山黑水”“大豆”“高粱”“森林”“煤矿”等景观符号,以民族成员披荆斩棘开辟家园的历史激励民众,以现实中“美丽富饶”的东北形象感染民众,以未来民族赖以生存的富源鼓舞民众。通过历史、现在和未来三重景观意义的塑造,将东北从抽象的地理空间转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象征性空间,意欲凝聚民族感情,唤醒国人的家园意识,号召国人收复失地,共御外侮,救亡图存。     

汉文帝霸陵研究三题

霸陵的“薄葬”,一是指其“丧礼”的简化,二则仅表现在大陵园不起高墙、帝陵“不起封土”且仅以平铺的河卵石为界等;霸陵在墓葬和陵园规模、外藏坑数量等方面与西汉中期帝陵几乎一致,更多地体现出了“简化葬礼不减葬制”的基本特点。形制要素的创新,则表现在双重陵园的首创、外藏系统的形成、葬墓的出现三个层面,这些变化对西汉帝陵规制的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础。     

渤海上京城出土金属及冶炼遗物科技分析

通过使用便携式荧光光谱分析仪（p-XRF）、扫描电子显微镜与能谱（SEM-EDS）等对渤海上京城宫城、匠造址、东廊、御花园出土的铁质遗物、有色金属遗物以及冶炼废弃遗物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对渤海上京城所进行的金属冶炼工业流程进行推演,同时试图通过遗物本身对渤海国冶金生产技术及商贸流通提供部分佐证。     

明显陵与湖广政区的演变

明显陵是嘉靖帝在湖广为其父母修建的陵墓。因显陵的肇建与扩建,承天府、兴都留守司、荆西道相继设立,显陵所在的监察区也得以改变。显陵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变更过程,亦是显陵地区逐步脱离旧有政区层级,建立以显陵为核心的新政区层级的过程。相较于汉代迁移人口因陵设县,明王朝偏重于调整各级政区及其相关都司卫所的组合方式,以保障统治重地的物资人力供应和附近军民的集中统一管理。而明王朝以某地为中心进行一系列政区的变更,很有可能预示着某一区域内的统治重心发生了改变。     

关于地方电视台新闻上稿率的提升

新闻上稿率是地方电视台影响力的重要体现。新闻时效、新闻视角、新闻质量可以从不同角度影响地方电视台的新闻上稿率，所以地方台应及时捕捉新闻亮点，把握合理的新闻视角，并增强新闻报道的深度，从而提升新闻上稿率。     

志书的境域与志书记述的关系

<正>志书原来仅指记载郡、国之史的方志,其他记载专业之事志书是后来方志体裁形式的发展。"方志"的含义,通俗地说一个地方的记述。因此,志书首先要明确一个地方的范围,这就是境域。用现在的政治治理的术语来说,就是"行政区域"了。一地的"行政区域",是由上级行政主体的行政区划确定的。"行政区域"是多变的,不同时期的行政主体会作不同的行政区划,志书记述的一地历史的"行政区域"大多不会是不变的单一。特别是通记一地历史沿革的志书,它的境     

北宋时期传统价值观述评

在传统社会背景下,德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德体现着礼的本质要求,礼表达着德的根本属性。这两个方面的结合,促使政治领域的价值观礼不断完善并产生作用。北宋时期,礼不仅成了政治领域的价值观,还延伸到人们的日常生活。这也正好印证了古代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而这一过程,是伴随着核心价值观德在政治领域推演展开形成,具体包括以君为本、以礼为制、纲常为义、仪俗为教四个方面。     

韩国传统婚俗中的“中国元素”

韩国自三国时代就开始学习中国的婚姻礼俗文化,但由于"土俗"的强大影响力以及背后政治势力的阻挠,直至朝鲜王朝末期,由于政治上尊周思明的需要,英祖命李縡仿效《朱子家礼》编纂了《四礼便览》,才终将婚姻礼俗固定下来,并延续至今。考察中国婚姻礼俗在韩国的本土化进程及其在当代的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当代韩国传统婚俗的程序及其有关婚姻的各种理念,都脱胎于中国,带有鲜明的中华文化印记。这表明韩国传统婚俗源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