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公益团体浅论

伴随着民国初年"政党热"的出现,新的公益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迅猛而出,这些新兴的公益团体呈现出多方面的特点。在与政府的关系上,双方呈现出良好的互动,但也有少数的公益团体造成与政府职权、地位冲突的情况。在与商会的关系上,这些团体主动地依靠和拉拢商会,商会对其既有资助,有时也有抵触的情绪。     

陈光甫的金融货币思想

陈光甫（1881—1976年）,原名辉祖．后改辉德,字光甫,人们习惯直呼其字日光甫先生。江苏丹徒人。他十二岁开始做学徒,勤备好学。后到美国留学,在名的沃顿商学院获商学学士学位,1909年归国。曾担任江苏财政司副司长．并改组裕苏钱庄,任江苏银行总经理。但他不屑于担任政府官职．于1915年6月以10万元注册,与庄得之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自任总经理。成立之初．上海银行只有10万资金和七个员工．是当时上海资金最少的银行,被同行讥称为“小小银行”。但陈光甫在二十年的时间里．将上海银行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私营银行之一,资产逾3亿元．并开创了数个第一：第一个提供银元、银两并用账户,方便顾客的银行：第一个提供礼券业务,为开此风气之先的银行;     

汉口循道会与普爱医院的创建和发展

武汉市普爱医院(原武汉市第四医院)位于闻名遐迩的汉正街西端,是英国基督教循道公会于1864年在我国华中地区创办最早的西医院。曾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三个历史时期,在风雨沧桑的岁月中,悠悠度过了141个春秋,时遇改革开放重铸辉煌。     

徐新六，胡适“心照不宣”的挚友

徐新六是何许人？ 徐新六（1890-1938）,字振飞,新中国成立前是与上海银行陈光甫、金城银行周作民齐名的银行家。他担任总经理的浙江兴业;函弼艮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合称为“南四行”。1926年底,该行活期、定期存款共达3312万余元,在全国民营银行中—直名列前茅。     

近代上海钱业习惯法初探

近代上海钱庄业具有很高的行业信用,是与其习惯法密不可分的。钱业习惯法主要体现为各种行业规则,加入钱业公会的会员必须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行业规则通过各种途径向外界扩散,成为公认的规范市场秩序的有机环节。在弱政府的环境下,上海钱业公会是以习惯法进行自我治理的同业组织,体现出一些西方学者所谓“第三方实施机制”的制度特征,可视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典型案例。     

上海钱业公会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的若干内债--对已刊未刊档案史料的比照阅读

从1927年4月至1928年底,上海钱业公会出面向南京国民政府提供了多笔垫借款并承销债券,这既有支持该政权的政治含义,但在是否达成债款、借款的相应条件以及清偿结果等环节,都还有着商业利益的原则。钱业公会内部对相关问题同样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考虑,往往经过多次讨论、权衡利弊才做出决定。有关的档案史料表明,上海钱业虽然从对国民政府的垫借款、承销债券中获得经济利益,但该时期里所持态度趋于消极,仅据达成的各项协议本便对两之间的关系做出定性和相应的定量分析,则可能过于简单化。     

第一次见到李先念主席

1950年5月．经中央批准。武汉市民建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准备由原地下小组建立正式的组织。一天。华煜卿同志来和我说,今天下午省里有个会,要我们几个人去。华煜卿同志考虑后决定,由他、贺尔梅和我三个人去。他已告知了贺尔梅同志。下午1时,我们一同过江,会议地点在武昌司门口上海银行。     

"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

“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银行公会先制订同业暂行办法4条,供国民政府财政部参酌制订战时安定金融法规;随后组织上海银行业遵行《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及补充办法,并对社会各界的反应做出应对。为上海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做出诸多积极努力。同时,上海银行公会还为限制外汇供应采取一些措施。为支援抗战,曾组织会员行、下属组织及银行业同人认购救国公债,为抗敌筹措经费。另外,还为会员行8月份公债交割与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及国民政府财政部屡次进行交涉,并最终获得解决。上海银行公会为“八一三”时期沪市转入战时金融体制及稳定金融做出重大贡献。     

上海中央造币厂筹办时期的两枚纪念章

上海筹建造币厂经过简述：上海原来没有造币厂,市面使用之银元,主要是靠南京造币厂供给。该厂往往不能即时供货,上海金融界时有抱怨。北洋政府虽曾有将宁厂迁沪之计划,但始终难以实现。此时外国商人及银行开始提出要求在上海建立造币厂自行生产银元,外商的动作引起上海银行界的警觉,深恐造币权沦落外人之手。为避免不自办将遭越俎代谋．上海银行公会积极进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