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海外的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Karrack）是一种曾经风行国外的中国外销瓷，国内罕见收藏。知之者甚少。明嘉靖、万历年间至清初海禁期间（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克拉克瓷于平和县大山深处出世，“坐船”顺九龙江西溪支流花山溪向东直抵月港．漂洋过海．将东方大国的古代文明播撒至世界各地。     

符望阁 为“乾隆式审美”正名

符望阁是乾隆花园里最高大的建筑,其内檐装修不仅代表了乾隆朝盛期中国工艺水平的最高峰,也淋漓尽致地呈现着这位“十全老人”的审美意趣。在这里,“乾隆式审美”绝非贬义。     

清代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与王朝国家认同塑造研究

本文依据档案和史籍记载,对清代新疆万寿宫的营建与分布、朝贺典礼仪式及其对新疆官民的一体化王朝国家认同塑造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认为,新疆万寿宫,作为清朝皇帝与清王朝在新疆的具象化与景观化体现,是新疆官民感受与体验王朝国家存在的最高礼制建筑。新疆万寿宫朝贺礼,作为新疆各地惯常性的庆典仪式和新疆最具全民性和跨族群性的政治文化活动,使得新疆各族官民通过叩拜行礼的身体实践、富丽的宫殿式布局、庄严的礼仪现场和节日的娱乐活动,感受清朝皇帝与王朝国家的存在,进而形塑新疆官民对清王朝的政治认同与归属。     

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时期德藩订烧瓷器研究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批署“万历年德府造”款青花碗,为明万历时期德藩订烧瓷器的标准器。本文结合史料和出土及馆藏资料认为这批瓷器为明万历时期德藩向景德镇民窑订烧的高档器,部分纹样与御用器有一定相似性,其用途主要作为王府日常生活用器。     

《明实录》建文朝科举书写及其意涵

科举是建文历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其"文治"的具体表现。然而,《明实录》书写的建文朝科举,既缺乏三级科举考试的正面记载,又大体上掩盖了附传传主建文年间科举中式的信息。本不属于政治敏感性问题的科举史事,因其体现了建文帝泽被天下士子的恩典、妨碍了朱棣"文治"的弘扬,遭到了《明实录》的排斥。这表明实录对建文历史的讳饰,不只限于政治敏感性问题,而是一切有利于建文帝形象的史事。值得注意的是,史官在实录编修中采用春秋笔法披露了建文朝科举的蛛丝马迹,使得相关史事并没有在"国史"话语体系中完全被湮没。这反映出史官与君主在建文历史的认识、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此种现象并非晚明才出现,而是明初已露端倪。     

南明隆武朝福京乡试考论

隆武帝在明清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非常时期,为收拾人心,聚拢人才,稳定政权,抵御清兵南侵,宣布在福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开科取士.福京乡试作为隆武帝的"龙飞首科",得到君臣的高度重视.然因郑芝龙等武臣的阻挠,原定隆武二年三月的福京乡试一拖再拖,最终于是年六月才在福京天兴府举行.文章根据大量史料,考知该科乡试主考官、同考官、提调官、监临官等部分职事官之姓名爵里;录取人数则在崇祯十五年所确定的福建乡试解额105名的基础上,"特旨广额七十名",后复试黜落4名,最终选拔录取举人171名.福京乡试开科不久,隆武政权即在清军强大的攻势下覆亡,但其选拔录取的一批科举人才,却对郑成功的抗清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为例

明代留存下来不少财政数据,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罗列,给今人利用造成极大困难,急需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但是,由于这些财政数据的来源和性质十分复杂,整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目之间的分合关系;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解读财政数字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武汉天主教堂的历史沿革和建筑风格

教堂是天主教会举行祭典和信教群众祈祷的地方。凡有信教群众的地方,教会都会设法修建一座教堂。天主教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传入中国后,即有少数传教士来湖北传教,但人数很少,流动性很大,也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未建教堂。直到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有葡籍传教士何大化来武昌,曾在蛇山脚下修建一座小教堂,后因张献忠攻打武昌,何大化卖掉教产逃往外地。清朝建立后,     

晚清东亚变局与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以中朝关系为中心的考察

朝贡体制下的中外交往,以礼仪上的君臣尊卑关系为主要表征,与基于条约体制的近代西方外交有所不同.近代“外交”一词的起源与流通,是西方主导下东亚变局的直接产物,并与中朝关系的近代转型密切相关.作者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先秦特定语境下的“人臣无外交”作为后世对外关系的专用词语,在清代中朝两国汉文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而指出它与朝鲜事大理念的内在关联;二是近代“外交”一词出现之后,关于中朝关系及朝鲜与欧美关系的讨论,成为近代“外交”一词的一条重要流通渠道;三是近代“外交话语”的形成及其思想史意义.     

试论傅恒对乾隆朝安定统一的历史贡献

傅恒是清乾隆朝前期的名臣,曾先后经略金川、独赞平准、远征缅甸,他以自己的精明才干,或亲赴前线,或在朝中统筹帷幄,参与乾隆朝前期维护国家安定统一的战争,并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他举贤荐能,为朝廷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文臣武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