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名海外的克拉克瓷

克拉克瓷（Karrack）是一种曾经风行国外的中国外销瓷，国内罕见收藏。知之者甚少。明嘉靖、万历年间至清初海禁期间（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克拉克瓷于平和县大山深处出世，“坐船”顺九龙江西溪支流花山溪向东直抵月港．漂洋过海．将东方大国的古代文明播撒至世界各地。     

故宫博物院藏明万历时期德藩订烧瓷器研究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批署“万历年德府造”款青花碗,为明万历时期德藩订烧瓷器的标准器。本文结合史料和出土及馆藏资料认为这批瓷器为明万历时期德藩向景德镇民窑订烧的高档器,部分纹样与御用器有一定相似性,其用途主要作为王府日常生活用器。     

琐谈鹰洋银元及其基本元素

正19世纪的20-90年代末期,由墨西哥14个造币厂连续大量铸造的8里亚尔主币的花边齿鹰洋银元(以下简称"鹰洋")成为全世界范围内商贸交易的重要流通之物。明朝中后期,随着东方新航线的开辟,东西方海上交通日趋繁荣。鹰洋这种"银元"采用机器铸造,重量、成色统一,使用时不必像银两那样验色、称重,适应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对中国     

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以赖建诚《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为例

明代留存下来不少财政数据,这些数据均以叙述性文字罗列,给今人利用造成极大困难,急需运用现代统计技术加以整理。但是,由于这些财政数据的来源和性质十分复杂,整理起来有相当的难度。赖建诚教授的《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1531~1602》一书,在这方面进行了值得充分肯定的尝试,但也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错误。这些错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提醒我们在整理解读明代财政数据时应特别注意以下问题:历时性研究必须准确判断财政数字的年代;转录财政数字必须辨清各项目之间的分合关系;比较财政数字必须以性质相同、口径一致为原则;解读财政数字必须明了当时的财政制度。     

武汉天主教堂的历史沿革和建筑风格

教堂是天主教会举行祭典和信教群众祈祷的地方。凡有信教群众的地方,教会都会设法修建一座教堂。天主教自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利玛窦传入中国后,即有少数传教士来湖北传教,但人数很少,流动性很大,也没有群众基础,所以未建教堂。直到明朝崇祯十年(1637年),有葡籍传教士何大化来武昌,曾在蛇山脚下修建一座小教堂,后因张献忠攻打武昌,何大化卖掉教产逃往外地。清朝建立后,     

防范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万历朝的政治特点 ——"明亡于万历"新解

理性认识万历政治的特点,是理解晚明的锁钥。而要认清万历朝的政治特点,首要的问题是能否客观地审视张居正。人们简单地将张居正担任首辅的万历前十年与其后的万历政治截然分开的做法,是不可能认清张居正的历史影响的。人们在颂扬张居正之功时,还必须客观地看到其对万历政治的负面影响。其中严防第二个张居正式人物的出现,是最显著的教训。而在张居正死后,神宗自觉或不自觉地延续着张居正的这一做法,并予以公开化和扩大化,在持续的反张运动中切实做到了杜绝第二个张居正的出现,但明朝因此付出了极大的政治代价,书写了其独有的亡国模式。只有以这种视角来观察万历的政治特点和演变路径,才能真正理解"明亡于万历"的深刻含义。     

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以六科给事中为切入点

明代六科制度赋予了给事中很多权力,六科给事中位卑权尊,进入明代中后期以后,六科给事中选拔、升迁、行政效能、品德操守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皇权(固定要素)对六科给事中的猜忌压制,内阁(固定要素)与六科给事中的反复较量,六科给事中(可变量因素)势力开始膨胀,成为明末各党派首领,导致明中后期政局的边际效用逐步递减,运转失灵。     

从君臣矛盾看万历皇帝怠政的原因

从明朝的历史渊源和政治背景出发,万历年间的君臣矛盾突出,主要表现在万历皇帝与张居正、冯保以及李太后之间的矛盾,君臣矛盾又如三把戒尺将万历皇帝牢牢的束缚住。君臣矛盾成为导致万历皇帝怠政的主要原因之一,成为明朝历代皇帝中最为怠政的皇帝,其怠政突出表现在"六不做"。究其原因,万历皇帝的怠政是一种超乎常理与缺乏恒信的懒惰行为的极致表现。     

关于明代的政治文化建设

正文化概念纷杂不一,大多隐含将文化视为一种既存状态的倾向,包括政治文化这一概念也一样。赵轶峰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引用了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对政治文化的定义,阿氏将政治文化看做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制度、信仰和感情,并认为这种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下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中形成的。这样的概念强调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既存事实的存在,强调文化自然形成以及传承的特点,容易让人们忽视政治文化形成     

王世贞与项元汴:明代中后期两种不同类型的书画鉴藏家——兼论二者交游疏离之原因

本文通过对明代中后期江南地区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太仓王世贞与嘉兴项元汴在鉴藏观念、鉴藏趣向、鉴藏方式、鉴藏诉求等方面差异性的比较分析,以及两人之间耐人寻味的关系疏离原因的探讨,试图细致深入地展现当时缙绅学者型与士绅商贾型两种不同类型的书画鉴藏家在鉴藏活动上的特点和成就,揭示两人关系疏离背后所反映的明代中后期社会环境因素与风尚,以及所表现出的文化精英阶层书画鉴藏家与具有良好教育的富商巨贾书画鉴藏家在地方文化资源与文化权力上的竞争与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