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关系研究——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

本文以广州荔枝湾涌历史文化街区为例,运用扎根理论研究荔枝湾涌1940年代以来地方发展变迁与居民地方感的关系,进而挖掘居民地方感变化机制。研究发现：荔枝湾涌居民的地方感主要受生态环境、建筑与配套服务、集体记忆、活动类型、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其中生态环境起主导性作用;积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集体记忆的保留与延续;消极地方感主要来源于破旧的居住环境及落后的配套服务;此外,文章提出内向型地方感和外向型地方感的概念,认为随着城市发展,在地方发展变迁过程中,地方感由内向型地方感转变为内向型和外向型相结合的地方感。两种地方感相互作用,互相调节,更有利于地方稳定、开放、包容地发展。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惜抱轩书录》为清代著名学者姚鼐所撰的四库提要初稿集,从其提要稿被《四库全书总目》采弃的情况中能充分地看出,姚鼐与当时的《四库全书总目》总纂官在学术观点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清代的汉宋学术之争由此可见一斑。     

朱熹《家礼》与明清徽州宗族以礼治族的实践

明清时期,在徽州社会中形成了对朱熹及其《家礼》极端崇拜的社会风气。徽州宗族多依据《家礼》进行本族内部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建设,同时还十分重视对礼仪的执行与监督,旨在以此实现以礼治族、维持宗族社会秩序的目的。     

《凤合集序》——研究高启的新见文献

本文所辑<凤台集序>是明初谢徽为著名诗人高启<凤台集>所作序文,此文不见于今存诸种高启诗文集,也向无研究者加以注意.它保存在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中,是现存唯一一篇评论高启金陵时期诗歌作品的文字.本文认为此序真实可信,并通过对其内容的解析,揭示了此序对于高启诗学思想与创作研究的独特价值.     

杂祀、天象与皇权：东晋哀帝欲行“洪/鸿祀”考

东晋哀帝隆和元年因“天文失度”欲行“洪/鸿祀”,遭臣下谏止,未果而终。“洪/鸿祀”当作“洪祀”,典出《尚书大传·洪范五行传》,意即大祀,万民有过,天降六沴,天子以格祀之礼大祀五精帝求得谅宥。因经典依据、具体仪注与先代故事缺位,“洪祀”至东晋时已为杂祀,唐修《晋书·哀帝纪》“史臣曰”强化了杂祀色彩。《通典》杜佑注可证中唐时人对“洪祀”的理解已偏离原典,转变为与鸿雁相关联的“鸿祀”。“天文失度”当指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食,太史禳祈则指合朔救日礼。升平五年、隆和元年灾异指向,哀帝十二月日食诏及“桓公入石头”童谣,源头皆指向桓温僭逾。哀帝正是以日食为契机,借口合朔救日无效,欲行“洪祀”,意在表明桓温为灾异源头,而他则作为万民代表祭祀五精帝,求取谅宥的同时可端正承统,稳固元、明、成帝再至己的中兴正统谱系。在此意义上,“冀以免咎”实是哀帝欲颉颃权臣,维护积弱皇权的真实心态写照。无果而终后哀帝方回归下诏救日礼,后改元兴宁,并亲行宣示皇权的藉田礼。     

锶同位素分析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研究

在考古化学这个新领域内,考古学家们经过努力,成功地将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运用于考古学领域,通过对遗址中人类骨骼的锶同位素分析来对古代人类的迁移情况进行研究。由于考古材料间存在着差别,各个实验室所采用的方法和实验步骤间也存在一些差异,因此还没有统一的分析方法和步骤,至今仍处于进一步的探索之中。在我国的考古学研究中,这项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还未见到相关的研究成果。本文主要对这项技术在考古学上应用的原理及研究中注意事项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且计划今后进行这方面的实验研究,希望能为国内同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时提供些许借鉴。     

修志务必存真求实——学习《地方志工作条例》有感

本文提出存真求实是方志编纂的基本原则,是对修志者在职业道德上的一个基本要求。存真求实必须具备科学的真实观,必须坚持秉笔直书,必须注重调查研究。     

略谈校注《重修凤翔府志》

乾隆三十一年的《重修凤翔府志》是宝鸡古代地情文化的总汇.文章认为旧志校注应首选资料全、存量少、利用大的旧志;校注旧志的保证是领导支持,队伍精干、敬业;校注旧志应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古濝关考

古濝关即为现济源市邵原镇东侧的邵原关,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有偏误之处,此关在中国古代的军事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我国古代太行山上最重要的关口之一.     

简论1929年的《工厂法》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工厂法>,是20世纪20年代未30年代初工人生存状况十分恶劣、劳资矛盾尖锐、工人运动勃兴及国际国内社会舆论所造成的压力与推力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京政府初期秉承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维护劳工权利的初衷.该法具有移植性、继承和超越性、超前性等特点.它的制订使民国法制更趋完备,也将现代国家的建构向前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