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柴达木盆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力度

柴达木盆地脆弱的生态环境是制约经济开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战略,是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为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加强对公民的生态意识教育,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加大资源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和治理力度,使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American Colonialism in the Philippines: Different but still Colonialism

Book reviewed:
Julian Go and Anne L. Foster, eds. The American Colonial State in the Philippines, Global Perspectives .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312 pp. Index. $79.95 (cloth), $22.95 (paper).     

试析清末民初江南地主的“租栈”经营

在20世纪前期剧烈的社会政治变迁中,绅士地主仍然作为权力机构的主体活动于乡村,只是此时的绅士构成并非局限于功名、身份,其来源和出身呈多元化趋势,其阶层构成要素有所变异,然而绅士之传统功能和角色却并无质的变化,仍具有代表地主权力机构性特征。但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农民摆脱绅士地主和地方权力控制斗争加强,抗租事件随之增多,由于中国地主制度在20世纪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奠基力,活动空间较大,故更愿意选择类似于＂租栈＂的专门机构进行收租,进而导致了城居地主和乡民之间本已动摇的联系变得更加松散,而得以维持其统治的只有＂租栈＂制度。     

乡村旅游发展与西部城镇化的互动关系初探

西部大开发,旅游业是重点,城镇化建设也是重点。乡村旅游是旅游业的新分支,也是西部旅游开发的重要方面。本文界定了乡村旅游的内涵,并在分析西部乡村旅游资源和西部城镇化进程的基础上,对乡村旅游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乡村旅游的开展促进了西部城镇化的进程,而西部城镇化的进程又为发展乡村旅游开拓了空间,二者之间是作用与反作用的互动关系。为了保持性村旅游于西部城镇化良性关系的协调发展,作者提出了促进二者良性互动的建议。     

董仲舒人性论再认识

董仲舒将“人性”范畴界定为人的自然性,但这种自然性不同于庄子的“自然性”,董仲舒把儒家伦理价值观念也论证为人的自然本性。善恶等人伦观念作为一种莱布尼茨意义上的“预定和谐”先在性地包容于人性范畴中,而后又展现于每个人的本性之中。因此,将董仲舒的人性论概括为“天赋善恶论”,似乎更符合其原意。重视人的自我创造性与自我超越性,是中国古代人性理论一大特点,而这一点又恰恰正是中西人性学说的会通之处。     

我国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有关问题研究

城市现代化是城市发展的基本方面,是研究城市问题的基本课题。本文首先提出了城市现代化的时序性、动态性和阶段性特征,指标选择的理论基础为可持续发展原则、指标界定的综合性、指向性及层次性。之后对我国城市现代化水平测度标准、水平评价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以期对我国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参考。     

戊戌时期的政治共识与改革底线——张之洞旧体新用说略论

戊戌时期,维新精英们提出了师法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变革的主张,但是,开明知识分子及官僚阶层却未能就此达成共识.《万国公报》编者沈寿康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官员盛宣怀"论西学为用,必以中学为体";帝党重臣翁同龢、孙家鼐主"中学为主,西学为辅";《明定国是诏》宣示"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张之洞《劝学篇》明确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集中反映了戊戌时期中国社会的一般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改革的政治共识及改革底线.     

近代商标法研究综述

商标——国家经济发展的“名片”,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强弱的标志。近代以来由商标纠纷引发的案件层出不穷,因此有关商标保护的法律也就应运而生。早在1904年清政府就颁布了我国近代以来第一部商标法《商标注册章程》。自此有关商标法研究的相关学术成果便相继出现。本文拟通过对近代以来商标法研究成果的梳理,来探寻近代以来商标法研究的发展方向、发展状况和不足。     

福建唐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的微观结构分析

为了解陈元通夫妇墓出土银质文物的破损状况,更好地对文物进行处理.利用金相、XRD、SEM-EDS、显微硬度分析等,对其进行了微观形貌分析.确定了腐蚀产物,观察到几种不同的腐蚀形貌,揭示了银质文物易脆裂的内因.提出保护处理文物时,对银制品的脆性问题要给予更多关注.     

五代叙封制度初探

五代叙封制度是在唐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与唐制相比,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如限制了官员之母叙封邑号的条件,对申请叙封的官员的条件强调本品与职事官并重的原则,由于官员所任职务性质的不同,规定了不同的申请叙封的时间,严格和细化了申请叙封的程序,改变了叙封的范围等。五代叙封制度对宋代尤其是宋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