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与霍布斯对“人性恶”的认识及其矫治策略比较

荀子与霍布斯都从现实性上也即“人情论”的立场上来观察和把握了“人性恶”的事实,都意识到人性恶的肆意膨胀和发展会导致社会乃至整个世界体系的无序和混乱。然而,在如何限制人性之恶进而去构筑良好社会秩序的对策上,荀子强调“礼教”,霍布斯注重“理法”。荀子要达到的是“王道社会”,霍布斯欲建立的是“理性和正义的国家”,虽理想有别,但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     

黄宗智“过密化”理论中的事实判定、逻辑分析与模式建构问题——以《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为中心

黄宗智的“过密化”理论自其《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之后一直在国内外史学界影响广泛,它认为明清以来的人口增长导致了长江三角洲植棉等经济行业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的递减。鉴于史学界至今未有人从该书内部详细分析这一理论的实际论证过程,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指出它存在：一,植棉经济发韧于明代等诸多事实判定疏误或不当之处;二,抽样数据的数量严重不足等统计数据问题;三,植棉等经济行业的单位工作日劳动报酬因其单位产出价格的巨幅变动而无法简单比较等逻辑分析方面的问题。据此,本文认为该书没能有效证明过密化理论符合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的历史发展事实。     

秦汉时期的和奸罪——以简牍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秦汉时期,法律对和奸的论罪区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类,处罚轻重差别较大。和奸罪的审理程序包括：以“诣告”的形式对犯奸者提起诉讼;受理机关以县廷为主,疑难案例依次向郡国守相及廷尉府疑谳,王侯的和奸罪则交由中央受理;和奸罪的认定必须满足“必案之校上”的条件。对和奸罪的有关规定和处理从维护家族联姻关系、维护家长权力及保证家族“财不出户”等3个方面维护家族秩序和社会等级名份。     

乌尔第三王朝温马地区法庭判案文件译注与简析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法庭判案文件,苏美尔语称为"di-til-la",意为"最终裁决".吉尔苏出土文献最多,在温马也出土了少数泥板,基本上属于财产争诉案件.与吉尔苏的相比,温马的法庭判案文件有自己的特点.本文根据出土于温马地区的20块判案泥板文书,探讨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温马地区的民法案例以及涉及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试析《世说新语》刘注对所引文献作者的处理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征引文献众多,其中有的标明原作者,有的未标作者。刘孝标在处理这些文献的作者问题上坚持的是区别性原则,这一原则是在整体观指导下进行并体现着整体观的,这表明刘孝标是以史家观点而注《世说》的。     

中国古代“行船更数”考

中国古代航海过程中,“更”是一个重要名词,与针位、航线标志物及天星共同构成安全航海的几大要素。因此,将中国古代对“更”的相关记载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正确解读古代更路簿和海图,有其必要性。在此,欲从“一昼夜为十更”、“定更之法”、“更数应用”和“更数今读”等方面作一论述,希望能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注意与重视。     

《商君书》户籍管理思想与秦国户籍管理制度

商鞅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商君书》中多有体现,而秦是中国户籍制度开创与基本规模奠定的时期。本文通过对二者在户籍的编制与管理、取得户籍的资格、户籍的分类、户籍登记的内容以及户籍的变更等几个方面的比较,考察商鞅及其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秦国政策中的渗透。     

福泽谕吉的中国批判与日本民族主义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蔑视亚洲,对中国、朝鲜乃至亚洲进行了颇为极端的批判和诟骂。他申言“脱亚入欧”,主张用武力干涉中朝事务,尔后又为战争辩诬。其言行与帝国主义行为适相表里,与二战后日本美化侵略逃避战争责任之遁词亦若合符节。剖解福泽的极端民族主义及其思想遗患,不仅有助于理解日本民族主义之思想根源,还将有益于对福泽思想之复杂性进行整体性把握和认识。     

明朝公祭文文本的政治文化内涵

祭文是祭祀仪式过程中使用的祝祷性文字。明代史籍中保存了大量国家公祭文,按内容可分为常规性祭文与临时性祭文两类。祭文在公祭仪式中被宣读、呈案、焚烧或掩埋,此为祭祀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公祭文文本传递出重要的文化内涵：首先,它以言辞形式传达出祭祀主体之意图,沟通了人神关系;其次,对祭祀主体之身份和统治之正统合法性进行反复强化;再次,表达祈福弥灾,规约官民,震慑鬼类的意图。此外,祭祀文中的各种对象关系展现出时人复杂而微妙的天、神,君、臣、人、鬼观。在祭祀仪式上使用祭文使上述内涵得到彰显,进而增强了群体意识中的“神圣”体悟。     

试论五至六世纪拜占庭的丝绸贸易与丝织业

为了控制丝绸贸易和保证丝织业生产,5—6世纪的拜占庭国家垄断了生丝交易。由于拜占庭的桑树种植地主要处于容易受波斯进攻的叙利亚和小亚细亚山区,正常的种桑活动往往得不到保障,因此拜占庭所需生丝仍然依赖进口。为了获得较为廉价的生丝,拜占庭利用国家权力对丝绸贸易和丝绸价格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并建立了一支身份世袭的织工队伍。拜占庭的丝织业采取集约化的生产方式,形成了集种桑、养蚕、纺纱、染色、绘图等一系列完整流程为一体的生产体系。丝绸贸易在拜占庭经济结构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紫色丝绸却是拜占庭国家中央集权和社会等级制度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