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

中国近代新式学会的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的确立及学术发展。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故学科、学会与近代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1935年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将全国各学科之顶尖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中央研究院真正具有了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之学术权威.首届评议会评议员皆为国内各学科成就突出的学者,其学科范围包括了中央研究院所研究之所有科目.这样的特点,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科上的全面性和代表上的广泛性,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从评议会成立后之历届年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根据相关规则,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之重要议案,有效地发挥着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重大职责,对决策中央研究院及国家学术发展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均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央研究院通过建立和完善评议会制度,真正实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所赋予其之"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使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体制化.     

德国承认伪满问题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国民政府一直希望各友好国家不予承认,对有着重要政治、军事及经济联系的德国,更是抱有期待,甚至不惜作"依德和日反苏"之试探。但德国在纳粹上台并逐步集权后,日益将对日外交置于对华外交之上,终在1938年2月宣布承认伪满。正处于对日抗战重要关头的国民政府为继续争取德国军援,对此一再忍让,但稍后德国又禁运军火、强制撤退在华军事顾问。处此外交重压之下,这时力求在对德、对苏外交中保持相对平衡的国民政府一度表示了更为坚定的联苏决心。     

中国大城市贫困研究的多种测度与多层模型分析

基于六大城市住户调查数据,采用多种贫困测度和多层模型分析的方法,探讨中国大城市居民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大城市低收入邻里的贫困状况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广州、西安的相对丢失(relative deprivation)严重且低收入群体层级结构复杂,昆明的贫困深度大,而武汉财富集聚相对明显。贫困多层模型表明低收入邻里贫困的主要影响因素仍存在于个体层面,个体在家庭制度、市场制度、国家福利供应中所表现的特征影响了贫困发生率;城市贫困同时存在邻里效应,主要体现在邻里经济状况和贫困文化的影响作用;而城市间的贫困差异亦不可忽视。     

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晚清时期西方学术各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分化。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明显的“移植”色彩。西学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缺乏的学术门类得到“移植”,而且也促使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化,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种新学术体系之中。     

王宠惠的战后集体安全思想

二战胜利即将到来之际,反法西斯同盟几个主要国家的领袖开始谋划重建战后世界秩序和集体安全的问题。作为同盟的主要国家之一,中国方面也积极参与了相关工作,建言献策,参与设计。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的王宠惠,作为战时国民党决策层内兼具外交家与法学家身份的元老级人物,在这方面深得蒋介石的倚赖,受命主持国际问题讨论会,结合我国实际,研究和阐释关于战后集体安全的问题,其所提出的方案与主张,成为中国代表团在相关国际会议提出方案的重要蓝本,也为战时中国的国际宣传和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共容利益: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之利益协调

收益分配问题绝不只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政治和社会制度安排的"正义"问题。本文基于对农村旅游发展现实的大量观察和前人对于中国社会问题丰富的研究成果,把宏观制度研究与微观行为分析结合起来,将影响旅游收益分配的政治过程内生化、模型化,展现了在农村旅游发展中,各利益主体——政治精英、商人利益集团、社区农民为实现各自的目标价值,在制度激励和约束下就利益的分配进行重复博弈的动态过程。本文指出,旅游收益不平衡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偏重于增长而未能有效地维护个人和社会的正当利益。仅仅依靠金钱补偿,或者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根本不可能达到或实现分配正义的目标。分配正义的实现需要一系列根本性的制度变革,"从顶到底"地建立一个能给予共容利益最大决策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机制。     

江阴高城墩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

为判断江阴高城墩遗址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的地质成因和产地,利用外束质子激发X荧光技术(PIXE)、X射线衍射(XRD)、激光拉曼光谱(LRS)等无损分析技术对出土玉器进行了化学成分、矿物学特征分析。实验结果显示,46件玉器中67.4%的样品主要矿物组成为透闪石,玉料的质量较好,可能来自同一种成矿类型的矿床。研究表明无损伤分析技术是古代玉器研究的有效手段。研究结果为探索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提供了科学证据。     

昆山少卿山遗址新发现的良渚玉璧刻符

2009年昆山市文物管理所在1997年少卿山遗址灰坑(M9)出土品当中,于破碎玉璧残片上发现两枚刻符,其中一枚杆状立鸟形刻符在以往所发现的刻符形态中从未出现。良渚玉器刻符在历年田野考古发掘中鲜少发现,此次发现的两枚刻符不仅保留有清晰的层位关系,其所属单位的遗迹现象及伴出物也较为丰富,对于该灰坑(M9)地性质的再认识意义重大。此次杆状立鸟形刻符的发现,还为良渚时期鸟形以及立鸟形态器具使用情况的研究,提供了组合形态方面的重要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