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学会与学术:中国现代学术共同体之建构

中国近代新式学会的基本功能,是增进本学科或相关学科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学会、期刊与年会,构成了"三位一体"的学术体制:有学会必有会刊,有会刊必有年会。学术社团之建立及其活动,学术研讨会之举办,为中国现代学者提供了学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近代学科是新式学会创立和发展的基础,新式学会是伴随着西方近代诸多新学科在中国的引入而逐渐建立并发展的;同时,新式学会又反过来促进了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新式学会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之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学科的确立及学术发展。学术团体数量之增多,是学术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学术团体活动的频繁,是学术活跃之重要标志。故学科、学会与近代学术发展呈现出互动多赢的格局。     

晚清"古学复兴":中国旧学纳入近代新知体系之尝试

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在清末“保存国粹”、“复兴古学”的过程中,开始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初步整理,肇始了对中国学术遗产进行发掘、梳理、研究和整合之工作。以西方新知、新理、新法整理中国传统旧籍,发明中国旧学之新义,是晚清学术演进之必然趋势。以新知阐释旧学,以中学比附西学,以近代学科体系界定中国旧学,是晚清学者整理中国旧学之基本思路。正是在对中国传统学术不断进行整理和整合的过程中,中国传统学术开始转变其固有形态,逐步融入近代西学新知体系之中。     

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及其学术指导功能

1935年建立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将全国各学科之顶尖学者聚集在一起,使中央研究院真正具有了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构之学术权威.首届评议会评议员皆为国内各学科成就突出的学者,其学科范围包括了中央研究院所研究之所有科目.这样的特点,使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具有学术上的权威性、学科上的全面性和代表上的广泛性,使其名副其实地成为"全国最高学术评议机关".从评议会成立后之历届年会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根据相关规则,提出并通过了许多促进和奖励学术发展之重要议案,有效地发挥着指导、联络全国学术研究之重大职责,对决策中央研究院及国家学术发展之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之合作与互助均起到了重大作用.中央研究院通过建立和完善评议会制度,真正实现了<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所赋予其之"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的使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职业化和体制化.     

西学移植与中国现代学术门类的初建

晚清时期西方学术各门类传入中国后引起中国传统学术门类分化。中国人所接受的西方学术门类体现出明显的“移植”色彩。西学的传入不仅使中国缺乏的学术门类得到“移植”,而且也促使中国固有学术门类内部的变化,中西学术被整合在一种新学术体系之中。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从传道之师到大学教员：现代学术研究职业化趋向

近代知识人的学术研究出现了职业化趋向.所谓学术职业化,就是将学术研究作为一种谋生的职业,学术研究者成为职业学者.随着清末民初现代学术教育体制的建立、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专门科研机构的创建、科研成就的取得与科学交流系统的建成,近代学者的社会职业角色开始形成,学术研究逐渐呈现一种职业化趋向,不仅出现了以知识生产和传授为谋生手段的社会职业,而且这种学术研究职业为一定的制度所保障.学术职业化是现代学术体制的重要特征.职业化学者被纳入近代分科化、专门化之学术体制中.现代学术体制以有形之场地和无形之规范,直接限定着学者之学术活动,并间接影响着学者之学术思想.职业化之知识人多遵从现代学术体制从事知识生产,甚至将知识作为稻粱谋,而不再执着于思想之道.这是职业化体制下学术研究的特点及知识人的特色.     

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的创建

中国现代意叉上的学术奖励制度,是民国时期效仿西方学术体制逐渐创建的.尽管新式学术社团及学术研究机构最早创设了各种名目的学术奖金,最先移植并尝试建立现代学术奖励制度,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却是在政府主导下真正创建起来的.国民政府对学术成果奖励标准的拟定、修改及方法,乃至在付诸实践中不断完善的事实表明,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实由政府主导.教育部颁布的<著作发明及美术奖励规则>.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采用量化标准来奖励学术成果之集大成者,也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奖励制度建立的重要标志.     

傅斯年的大学理念及大学研究所构想

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者,当数其对德国讲座制度的阐释及对大学设置研究所之构想。大学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中心,更是学术研究的中心,大学教育应当以学术教育为中心,其理想的大学应当是德国研究型的大学。故傅斯年反对在大学中实行年级制,主张实施选课制度。除了实行选课制度和讲座制度之外,傅斯年主张大学应该创办研究所。大学研究所与专业研究所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为大学师生共同研究的性质,是大学教授指导学生共同研究的学术机构,包含着研学相长之意;后者则是专业研究员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无需学生参与。傅斯年的大学研究院设想,基本上是接受和效仿德国讲座制度和研究所制度而来的,与当时教育部仿效美国大学体制而设立研究生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傅斯年主张大学以讲座制度为基础自然形成专科研究所,进而建成研究型大学。这种认识,直到他主持台湾大学时仍然没有改变。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

杨度的政治主张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了急剧转向:从主张君主立宪转向赞同民主立宪,并组织共和促进会,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而呼号。杨度政治主张的这种转变,是迫于客观形势的暂时策略,还是政治思想的根本转变?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本文认为,杨度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共和的转变,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根本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从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不过君主立宪的"君主"内涵有了根本不同:立宪君主不再是清帝,而是一代枭雄袁世凯。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撰写《君宪救国论》并发起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