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的运用——以敦煌莫高窟为例

针对莫高窟在保护利用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利用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构建数据传输平台,解决莫高窟大型洞窟内保护利用数据无法传输的问题。为构建实用性强的传输平台,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针对莫高窟保护利用各项业务数据采集、传输模式、传输机制等各阶段特点,提出了基于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构建数据传输试验平台的需求;其次,设计了试验平台构建方案,依据莫高窟洞窟分布与建筑形制确定了试验平台构建位置。结合莫高窟目前无线网络覆盖现状,通过选型分析确定了无线网络深度覆盖关键技术,并应用该技术构建试验平台;最后,对试验平台无线信号覆盖范围、信号强度、传输性能、安全性等进行验证,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此试验平台已运行一年有余,应用效果良好。     

宋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

宋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发达,集中体现在官方慈善事业的繁荣和民间慈善事业的勃兴两个方面.官方通过兴建慈善机构、设置慈善粮仓、实施应急救济等手段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民间则通过成立慈善组织、实施族内济助、自发捐资行善等方式来促进慈善事业的进步.宋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具有机构设置早、规模大、设施全、济助对象多、慈善活动制度化等特点.政府高度重视、经济高度发达、古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等,是宋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胡适的容忍论

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一个社会缺乏容忍,自由就不会有保障.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适极力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胡适还强调,一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走向极权专制.胡适终身奉行容忍,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反对各种不容忍.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校勘记

通过对整理报告<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图版、摹本、释文和摹本隶文的仔细校核,共校出错误27条,出现于42处.这些错误大致可分为隶定错误、误加衍文、相互矛盾,误标简号几类,其中隶定错误最多.     

国际资本流动研究评述

资本流动研究是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地理学前沿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通过经济学与地理学在国际资本流动研究方面的比较,指出了目前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加强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研究,外资流入的适度规模研究,资本流动过程研究和动力机制研究。     

洞庭湖湿地景观特征与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

洞庭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景观生态系统之一,湿地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生产化水平较高,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商品基地。由于过去长期受传统耕作方式的影响,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本文根据洞庭湖湿地景观特征,对洞庭湖湿地农业资源和湿地农业开发现状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指出了湿地农业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洞庭湖湿地农业产业化开发利用模式,以实现洞庭湖湿地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     

战后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影院业经营(1946—1949)

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院业力图恢复振兴,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在重组后亦为此多方筹划。公会着意于影院经营需要,从票价调整、营业秩序、税费减免等方面既与政府交涉,亦与同业协调,在维护行业秩序、谋取同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公会之自治行为,得益于同业支持,但受制于政府的支持程度。公会的团体交涉可节约交易成本,为影院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1918～1926年日本政府改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初探

日本政府在1918～1926年的大正中后期一改此前相对冷漠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支持成立"日华学会",颁布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系列法案,退还部分庚款建立中国留日学生学费补给制度等。其原因主要来自中国留日学生日益剧烈的反日斗争和欧美各国争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的国际压力,以及本国各界人士要求反省和改进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呼吁与建议。因此,这些政策虽在客观上为中国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提供了方便,但并未改变日本政府通过留日学生培养中日亲善意识和亲日分子以配合侵华扩张政策的主观目的,所以具有明显的功利性、选择性、象征性和国际性特点。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旅游扶贫与空间正义研究——以贵州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社区为例

旅游扶贫作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在产生经济效益的同时亦存在众多社会矛盾,然而以往研究更多强调主体利益,而未从空间的本质去探讨社会矛盾的表现及过程。本文从多维贫困视角,以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的牌楼冲社区为例,通过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探讨旅游扶贫产生的空间非正义的问题。研究认为,旅游扶贫对社区产生的效应有经济收入增加但不均衡、村民参与旅游但机会不平等和旅游服务技能提升但参与能力欠缺三方面,这是由资源不公正分配、村民自主决策权缺失和社区参与边缘化等空间非正义过程导致的。本研究对中国传统乡村向旅游乡村转型的空间再组织过程中,由经济制度、旅游政策、资本、发展话语与实践所带来的社会冲突与风险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也促进对旅游扶贫的效应及其空间正义问题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