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的运用——以敦煌莫高窟为例

针对莫高窟在保护利用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利用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构建数据传输平台,解决莫高窟大型洞窟内保护利用数据无法传输的问题。为构建实用性强的传输平台,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针对莫高窟保护利用各项业务数据采集、传输模式、传输机制等各阶段特点,提出了基于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构建数据传输试验平台的需求;其次,设计了试验平台构建方案,依据莫高窟洞窟分布与建筑形制确定了试验平台构建位置。结合莫高窟目前无线网络覆盖现状,通过选型分析确定了无线网络深度覆盖关键技术,并应用该技术构建试验平台;最后,对试验平台无线信号覆盖范围、信号强度、传输性能、安全性等进行验证,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此试验平台已运行一年有余,应用效果良好。     

宋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研究

宋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的发达,集中体现在官方慈善事业的繁荣和民间慈善事业的勃兴两个方面.官方通过兴建慈善机构、设置慈善粮仓、实施应急救济等手段来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民间则通过成立慈善组织、实施族内济助、自发捐资行善等方式来促进慈善事业的进步.宋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具有机构设置早、规模大、设施全、济助对象多、慈善活动制度化等特点.政府高度重视、经济高度发达、古代慈善思想的影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等,是宋代江南地区社会慈善事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胡适的容忍论

胡适的自由思想中容忍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胡适认为容忍既是一种自由的精神,又是一种民主的精神,是自由的根本.一个社会缺乏容忍,自由就不会有保障.社会只有容忍不同的思想存在,容忍有不同的声音,才能使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胡适极力反对不容忍,主张容忍异己,容忍反对党.胡适还强调,一个社会缺少容忍精神,必定会产生唯我主义,走向极权专制.胡适终身奉行容忍,在朋友中倡导互相容忍,反对各种不容忍.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银雀山汉墓竹简[壹]》校勘记

通过对整理报告<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图版、摹本、释文和摹本隶文的仔细校核,共校出错误27条,出现于42处.这些错误大致可分为隶定错误、误加衍文、相互矛盾,误标简号几类,其中隶定错误最多.     

国际资本流动研究评述

资本流动研究是9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地理学前沿的研究热点之一,本文通过经济学与地理学在国际资本流动研究方面的比较,指出了目前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建议加强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研究,外资流入的适度规模研究,资本流动过程研究和动力机制研究。     

洞庭湖湿地景观特征与农业产业化模式研究

洞庭湖湿地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湿地景观生态系统之一,湿地农业资源丰富,农业开发历史悠久,生产化水平较高,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商品基地。由于过去长期受传统耕作方式的影响,农业产业化程度较低,农业经济发展缓慢;本文根据洞庭湖湿地景观特征,对洞庭湖湿地农业资源和湿地农业开发现状进行了评价和分析,指出了湿地农业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洞庭湖湿地农业产业化开发利用模式,以实现洞庭湖湿地农业经济的飞速发展。     

战后上海电影院商业同业公会与影院业经营(1946—1949)

抗战胜利后,上海电影院业力图恢复振兴,电影院业同业公会在重组后亦为此多方筹划。公会着意于影院经营需要,从票价调整、营业秩序、税费减免等方面既与政府交涉,亦与同业协调,在维护行业秩序、谋取同业公益方面发挥重要功用。公会之自治行为,得益于同业支持,但受制于政府的支持程度。公会的团体交涉可节约交易成本,为影院经营发展拓展市场空间。     

略论二战以来老挝华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华人在老挝一向安居乐业。二战以后 ,老挝华侨华人社会经历了较大的变化。 1 975 -1 986年 ,老挝当局在越南政府排华政策的影响下 ,基本上铲除了华人赖以存在的经贸根基 ,大部分华人离开了老挝。当今的老挝华侨华人社会 ,无论在经济基础和籍贯结构方面 ,基本上都不是历史上华侨社会的延续 ,而是由少数留在本地的华人、 80年代后期回归的华人以及来投资的新华侨重新建构的。当前 ,老挝华侨华人主要从事商贸活动 ,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 ,但尚少有政治诉求。     

蒋介石的不抵抗和张学良的不抵抗

对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的研究．史学界多局限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责任之争、原因之辩,而对二人在不抵抗上的异同却不见铺陈。其实,蒋和张的不抵抗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蒋因欲避免全国抗战而不抵抗。张因主张“全面抗战”而不抵抗;蒋可用局部抵抗来避免或拖延全国抗战,张却不愿独自局部抗战,只能用不抵抗来等待全国抗战。深入分析蒋和张二人这种在不抵抗上的分歧和演变,有助于弄清这一段历史的真实面目,理解他们间的这种分歧,实为西安事变的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