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贵州贡院的使用与维修

贵州贡院建于明嘉靖十六年首开乡闱时,其发展历程正是贵州科举史的缩影。其结构及功能与他省贡院相似,规模居于全国中下等,号舍最少时不足千间,最多时超过四千间。其明末毁于战火,清代重建后亦频繁维修,经费则以公款为主,辅以民间捐助。     

中日现代化进程中观念冲突之一斑——以李鸿章与森有礼在直隶总督府的论战为中心

141年前,李鸿章和森有礼曾就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岛事件以及学习西方、变革服制、举借外债等问题在保定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本文考察了森有礼于光绪元年腊月二十八日赴直隶总督府与李鸿章举行会谈的背景,并基于1899年出版的《森先生传》中揭载的对话记录,译介、分析了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指出,尽管李鸿章组建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幕府,但由于无法破除人身依附关系,未能建立独立的智库,以致他很难听到不同的意见,学到有价值的新知。因此,李鸿章与森有礼论战时无法占据明显优势也就在所难免。     

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的运用——以敦煌莫高窟为例

针对莫高窟在保护利用数据传输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发展趋势,提出了利用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构建数据传输平台,解决莫高窟大型洞窟内保护利用数据无法传输的问题。为构建实用性强的传输平台,采取了如下措施。首先,针对莫高窟保护利用各项业务数据采集、传输模式、传输机制等各阶段特点,提出了基于无线网络深度覆盖技术构建数据传输试验平台的需求;其次,设计了试验平台构建方案,依据莫高窟洞窟分布与建筑形制确定了试验平台构建位置。结合莫高窟目前无线网络覆盖现状,通过选型分析确定了无线网络深度覆盖关键技术,并应用该技术构建试验平台;最后,对试验平台无线信号覆盖范围、信号强度、传输性能、安全性等进行验证,确保数据传输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此试验平台已运行一年有余,应用效果良好。     

乡村社区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影响因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旅游生计成为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但与之相关的研究较为匮乏。文章以栾川县重渡村为案例地,通过对亲代和子代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讨旅游生计代际传承的过程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经历了亲代生计开拓、子代培养和发展、共同经营、生计传承四个阶段,并与重渡村这一乡村旅游目的地起步、培育、快速发展、规范管理的生命周期相适应。(2)文化因素、主体因素和规制压力是影响生计传承的主要原因。(3)旅游生计的代际传承关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相关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乡村振兴导向下乡村发展能力的多维测度及时空交互特征

乡村振兴要求走乡村内生性发展道路,客观认知乡村发展能力的时空分异格局和交互关系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农业产业发展、农村基础建设和农民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构建测度指标体系,并引入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识别影响乡村发展能力的敏感因素,以此测度乡村发展能力指数,进而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方法揭示乡村发展能力的时空交互特征。结果表明：(1)我国中部地区多维乡村发展能力提升,但呈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不同维度间差异化显著;(2)中部地区多维乡村发展能力局域空间格局呈现较强的动态性并整体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关系;(3)邻接地级市多维乡村发展能力的时空交互网络以正向关联为主,局部空间呈差异化的竞合态势。     

我国沿海港口港城关系协同发展与驱动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港口资源整合、港区功能调整和港口城市的转型升级,沿海港口与所在城市的关系发展面临新的变化和挑战。本文以我国沿海港口为例,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讨论,聚焦我国沿海港口港城关系问题,剖析港城关系的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沿海港口已进入极度协调发展阶段,但发展趋势逐渐放缓,区域分化特征显著,港城协同度差距呈现再扩大的发展趋势。在研究期间,我国城市驱动型港口城市数量显著增加,港口驱动型和港城互驱型港口城市数量减少。建议通过政府政策引导、港产城融合发展和港口转型升级等方式,不断提升我国沿海地区港城关系整体协调发展水平,为新时期我国沿海港口与所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Geochemical evidence for the manufacture,logistics and supply‐chain management of Emperor Qin Shihuang's Terracotta Army,China

Non‐invasive materials characterisation of reconstructed statues of Emperor Qin Shihuang's Terracotta Army has revealed distinct micro‐geochemical patterning within the clay paste used in their manufactu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is explored in terms of the production sequence, logistics and supply‐chain management involv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enormous funerary assemblage. Of particular interest is a compositional distinction between figures marked with the names ‘Gong’ (宫) and ‘Xianyang’ (咸阳). These seem to represent the products of two workshops involved in the supply of ceramic objects for this ambitious, large‐scale building project undertaken by the Qin Empire during the third century bce .     

Bronze Age Globalisation and Eurasian Impacts on Later Jōmon Social Change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 - From northern China, millet agriculture spread to Korea and the Maritime Russian Far East by 3500–2700 BC. While the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societies across...     

王国维抄校《录鬼簿》考

1908至1910年,王国维曾先后抄录、批校过三种版本的《录鬼簿》,所涉底本有明抄本、清尤贞起钞本和清《楝亭十二种》刻本。而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后,由于前两种抄本在大陆已不可获见,故关于王国维抄校《录鬼簿》及《录鬼簿》版本相关的研究均未能细论其详。本文结合前人对王国维校勘《楝亭十二种》本《录鬼簿》的研究成果,另将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的明抄本、尤抄本及国家图书馆藏影抄尤本、日本东洋文库藏王国维据明抄本所作的过录本四种纳入综合考察,在对王国维抄校《录鬼簿》的始末进行细致梳理过程中,发现王氏起初措意于抄校的目的乃是为其正在编纂的戏曲著作《曲录》作参考。但王氏在得到影抄尤本后虽收齐了三种版本《录鬼簿》,却最终放弃当初的刊刻打算,乃是因为刘世珩主持的《暖红室汇刻传奇》计划中早已纳入《录鬼簿》。藉此不仅可明晰王国维早年戏曲研究脉路,而且对《录鬼簿》的版本研究亦可提供新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