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在早期的《圣经》中译史上,“译名之争”是一个影响颇为深远的事件。这个争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清代前期的“礼仪之争”,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场围绕着God或Theos等基督教核心名词如何中译而产生的争论,在1843—1851年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集体合作修订《圣经》中译本期间达到高潮。在这期间,英国传教士与美国传教士各自坚持己见,展开长期的论战。“译名之争”导致了早期新教传教士合作译经事业的结束,但也促使多种《圣经》中译本相继问世。它不仅在中国近代基督教传播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记,而且波及近代中西化交流的其他方面。     

兴泰行商欠案与鸦片战争前夕的行商体制

1837年,在广州经营着数额庞大的对外贸易的兴泰行破产,欠下外商债务共240余万元.兴泰行债主(主要为英国散商)向两广总督邓廷桢提出申诉.邓廷桢命行商首领会同英人清理债务,并在长时间的争执后确定了赔偿方案.1842年《南京条约》所规定的中国对英赔款中,即包含了部分兴泰行债务.兴泰行商欠案的发生,除了其自身的一些原因外,主要是由1830年代中西贸易关系的变化和行商贸易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导致.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结束,使兴泰行这样的小行商失去了一层保护,而东印度公司在此后对广州贸易施加的影响,则恶化了行商的经济处境.兴泰行和其他行商在作为当时进出口贸易之大宗的茶叶贸易和棉花贸易中,由于种种不利因素,也难以取得利润,反而遭受重大损失.在兴泰行商欠案解决过程中复活的行商连带赔偿责任制度,使广州贸易体制陷入进一步危机.     

西方人眼里的徐继畬及其著作

在<瀛环志略>面世的19世纪中叶,徐继畬其人及其著作,成为西方人观察中国的风向标.美国传教士弼莱门和卫三畏先后发表长篇书评,对此书的价值及其刊行的意义作了充分肯定,与郭士立对<海国图志>的批评形成鲜明对照.徐继畬为了写作<瀛环志略>,利用一切机会向西人探询域外文明.同时,这部杰出的著作及其作者,也成为西方人探求中国文化的渠道.西人对徐继畬及其著作的评价,与徐继畬在对外交涉中坚持理性原则、对传教士采取宽容态度相关.     

邓廷桢与广东禁烟问题

1836-1839年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广东的禁烟活动,与鸦片战争前中英关系的演变具有直接联系。邓廷桢在1836年一度拥护许乃济提出的弛禁鸦片贸易的建议,并为此作了积极准备。在清廷决定实施严禁政策后,邓廷桢怀着犹疑、观望的态度执行道光帝的谕令,对冷仃洋鸦片趸船打击不力,但在切断内地鸦片贩子与鸦片趸船联系方面的努力却收到可观的效果,使持续多年的鸦片贸易模式遭受重创。这一结果却使得外国鸦片贩子加速寻求向中国东、北部沿海贩卖鸦片,并导致广州内河鸦片走私活动的复活,鸦片问题在总体上显得更为严峻。受到政治压力的邓廷桢利用因义士贩烟事件,迫使广州外侨总商会和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与其达成禁止广州内河鸦片走私的协议。但这一协议因清廷决定派遣林则徐赴粤采取更为严厉的禁烟措施而告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