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地理研究的一种理论框架——基于文献分析

移动性是21世纪人文地理的研究热点和重要议题,它体现了空间科学的社会学转向,属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和中心命题,其中心性突出体现在它与其他传统和新兴的人文地理分支学科的交叉。本文以表格为工具梳理了地理移动性的研究理路,发现移动地理与其他人文地理分支学科共同聚焦的核心是：时间地理、旅游地理、行为地理的“时空行为”问题,政治地理、社会地理的“权力”“平等”“权利”问题,身体地理的“具身实践”“感官体验”问题,情感地理的“地方依恋”“身份认同”问题,想象地理的“地方感”问题,道德地理的“空间道德感”问题。本文识别这些关键问题为移动地理的“核心要素”,搭建移动地理的框架和体系,指出探查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作用机制和不同时空移动类型的转化机理是未来移动性的研究方向。根据移动的空间尺度和时间强度,构建了包括日常移动、旅游和旅行移动到永久性移动在内的地理学移动性连续轴类型,并探索了移动地理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在异乡筑巢——河湟生活素描之一

在我们的视线里,有一种东西五彩姿纷…… 什么是文化？文化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所产生的一切具有传承性的结果。这种结果反过来渗透进人类生活,叫我们又可以说,文化也许就是生活本身吧？但是,生存在上述“结果”中的人却未必能认识到,自己的习惯性的表达方式。[第一段]     

鲁斯扶蒋原因探析

在现代中美关系史中,美国“新闻大王”鲁斯以“扶蒋反共”著称。从1936年起,在30余年的时间里,鲁斯通过其掌握的《时代》周刊、《生活》画报、《财富》杂志等媒体,将蒋介石描述为“坚强”、“民主”的中国领袖和领导中国走向美国式现代化的基督战士,力图通过操纵公众舆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鲁斯扶助蒋介石,与其所处的时代和出生于中国的身世背景密切相关。从表面上看,其目的是为中国寻求现代化发展之路,实现美国化中国的梦想;而在更深的层面上,则是为实现“美国世纪”构想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表现出强烈的“美国至上”的倾向。     

河湟生活素描

“快去拾粪” “快!快起来……”这是母亲在窗外喊着。我揉着眼,嘟哝还早。 母亲说：“早？去晚了还会有粪叫你拾哩,有土坷垃……” 母亲催促我起来,就是催我快去拾粪,这在寒假和暑假里几乎是每天每天、每天每天的事情,学期中的星期天也很少例外。     

刘遗民非"遗民"考

刘程之,号遗民,晋宋问人,晋末弃官归隐。后人往往根据其不仕之事与“遗民”之号,将其理解为易代后出于政治立场与道德自觉不仕新朝的“遗民”。其实,遗民一词的此一义项在晋宋之世尚未确立,刘遗民不过是一位追求山林玄远之趣的隐逸之士。并且,由于刘遗民的历史存在,还产生了“遗民”一词不被广泛注意的另一义项——隐士。     

2009北京·中国历代纸币展综述

由纸币收藏家丁方忠、张安生、陈昌滨、刘继辉、冯乃川(香港)、马长海、王宣瑞等七人共同发起,北京收藏家协会主办,北京先锋集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协办,北京市钱币学会学术支持的2009北京·中国历代纸币展于2009年11月10-20日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论纳兰性德对佛学的感悟及在创作中的体现

纳兰性德身为满族贵胄,却与佛学有着不解之缘,进而影响到了具体创作。本文认为纳兰性德之所以能接受佛学有两方面原因:外因是清初的时代背景及满民族的崇佛传统,内因是多磨的人生经历在其心灵深处留下的创伤。而通过对纳兰词主题的分析有助于对其佛学造诣、信佛动机进行定位。     

直面游走的文化群——关于各国背包旅游发展对策的综述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越来越多背包客的出现冲击着我国传统的大众旅游方式,而面对这一另类旅游大潮,我们的反应却迟滞无力.本文通过回顾世界各国针对背包旅游市场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分析了他们发展背包旅游的战略、策略和学者们的相关建议,评述了这些应对给予我国的启示,期望能够给当前国内背包旅游的建设提供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关于国内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的研究综述

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一直是西方旅游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该领域现有的综述类文献也多以国外研究为重点。随着我国该领域研究文献的大量涌现,有必要对其最新进展进行梳理。本文综述了近十年来大陆学者在环境解说和游客教育领域的研究脉络和内容,主要包括概念体系、规划和设计、问题和对策、解说受众四个方面,并指出了研究的薄弱环节,期望为提升这一领域的理论与实践水平提供借鉴和参考。     

日军大屠杀期间南京军民反抗问题研究

1937年12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南京守军在南京保卫战中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显示了中国人民顽强不屈的精神。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进行了长达数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在南京沦陷后的最初几周内,南京军民面对日军的大屠杀暴行,进行了英勇的反抗,但这些反抗斗争行为,其特点表现为分散和无组织性。在城市沦陷后数周内,不仅中国军队未见有组织的游击或巷战发生,市民们也没有进行较为普遍和成规模的反抗,这无疑是受到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制约的。对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研讨,并不是为了抹煞中国军民在南京大屠杀过程中的反抗事迹,而是希望能更深入系统地了解和分析南京军民当时的应对状态以及相关背景和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