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科斯独裁下的菲律宾土地改革（1972—1986）

菲律宾农村土地分配的不公正状况在马科斯统治初期依然严峻，土地问题的急剧升级加剧了政体的演变，但军管法下的土改并没有使农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马科斯政府虽然与“旧寡头政治执政者们”逐步脱离，但和军人集团、政策制定者及商业权贵结合，实行“亲朋资本主义”政治，继续忽视农民的利益，农村基层组织也为地主势力所把持。制度创新的滞后严重阻碍了菲律宾农村土地改革和农村发展。     

遏制地方:明清大运河体制下济宁社会的权力网络与机制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的商品化、城市化由中央政府的漕运引发和支持,大运河的运转重塑了济宁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在济宁的运河官僚体制在地方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卫所等建制也制约了州治的一般行政功能.国家的政治制度、结构在地方社会的存在,通过在地官僚机构及其官员的角色与地方经济、文化发生作用,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济宁城市社会的政治属性.其结果是,济宁这样经济、文化发达,地方主义突出的城市依旧难以摆脱大一统国家政治社会结构、机制的限制以及传统王朝国家治乱分合的轨辙.     

吉林省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研究

文化创意为旅游产业注入观念、感情和品位等新的要素,旅游创意产业基于创意元素与旅游元素的完美融合。旅游创意产业依托于旅游元素的感知度、服务性和创意元素的新奇度、体验性,并在双方相互渗透的基础上,通过创意理念为旅游业搭建桥梁,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通过对创意产业的特点、旅游创意产业的作用和生命周期等的分析,探讨了吉林省旅游创意产业发展状况和发展重点。     

城中村外来人口的购房意愿研究——以深圳为例

本文以快速城市化的典型地区深圳作为研究区域,以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居住现状以及购房意愿,并分析其购房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发现,通过影响住房改善需求、未来发展规划、购房能力等,户主年龄、户主学历、住深时间、家庭收入、现住房的租金以及满意度、户主户口以及留深发展意愿对城中村外来人口家庭购房意愿有着显著的影响。     

制度经济学视阈下的道德建设——兼与杨未昌商榷

如何进行道德建设,不能就道德本身来说明,要结合我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状况进行具体分析,说明如何有效地引导人们行为选择的理性化。这就要深入地认识现时代所存在的制度性因素,使道德建设立足于制度建设的坚实基础之上,避免道德教育的空泛化和道德建设流于形式。     

福建省投资环境竞争力空间过程与驱动因素分析

构建福建省地级市投资环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为GIS环境地级市多边形的主要属性,以2000-2007年福建统计年鉴为主要数据源,建立时态空间数据库。通过"时空同时归一"的指标变换方法定义投资环境相对竞争力,使不同指标"等价"与引入时空统一标准,选择时间序列、截面权变显著的经因子分析确定权矩阵,进行变权法三维评价,利用序列快照模型表达、逼近福建省投资环境竞争力空间过程,通过基于数据的空间过程因子识别技术,进行驱动因素分析,为优化福建省投资环境提供调控依据。     

环渤海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研究

运用区位商指数和基尼系数对环渤海地区两位数制造业20个行业1993-2007年的集聚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10余年来环渤海地区20个主要制造业行业的地理集中程度在不断提高,绝大部分行业呈集聚加强趋势;制造业结构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各省(市)地方专业化产业趋同,比较优势和集聚经济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环渤海地区工业化进程呈梯度分布,北京、天津已处于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内转移,河北、山东、辽宁仍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     

福建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文章运用综合观点全面分析福建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势条件与制约因素,着重评价了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资源潜力;通过对发展现状的分析,揭示了福建海洋经济发展过程面临的海洋开发与产业结构层次较低、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不尽合理,海洋污染较严重,海洋科技发展与海洋综合管理相对滞后等问题;在此基础上,从可持续发展角度上提出了福建海洋经济发展对策,并探讨了海洋经济重点产业的发展思路。     

向海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随着旅游形式的改变,生态旅游地逐渐成为旅游活动主体的聚集点。吉林省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东北地区重要生态旅游地,自然地理环境独特,旅游资源丰富多样,旅游业已初具规模。由于其可持续发展对当地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双重战略意义,因此本文在简要分析旅游业发展潜力及开发中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如何在区域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以协调人地关系为主旨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提出了解决湿地水源、加强区域文化建设与生态敏感区管理、拓展旅游客源市场、科技兴旅、积极发展旅游服务业等建设性方案。     

浅析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对中日缔约意见之异同

李鸿章和曾国藩对中国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都是持赞同的态度,但他们二人的想法又有所不同。李鸿章所注意的是通过缔约拉拢或牵制日本,曾国藩所重视的是条约的平等性。因而,曾国藩对被李鸿章回避的“一体均沾”问题,予以了特别的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