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法公约与民初北京政府的参战之路

一战是中国较全面参与战争法公约后面临的首场重大国际战争,战争法公约也是民初北京政府因应一战时局的重要工具。在民初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发展进程中,北京政府逐步朝参战之路迈进。一战爆发前,北京政府决定补签一些战争法公约,借此平等融入国际社会和维护国家利权,这构成了其走向参战的重要背景。宣告完全中立之初,北京政府指望通过积极履行战时中立公约来避免战祸和维护利权,但强权挑战的危机为其转向参战埋下了伏笔。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上述希望彻底落空,北京政府转而趋向参战,试图借此参与战后和会。它一方面同作战规则方面的战争法公约积极接轨,另一方面通过暗中违背中立公约而朝参战迈出实质性步伐。最后,北京政府利用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契机,援用战争法公约正式宣战。北京政府走向参战不失其必然性和主动因应之特征,亦不乏文明和正义的色彩,而其参战政策的推进也影响到中国与战争法公约关系本身的发展。     

"每欲追风去,甘为汗漫游"——试论陶澍和魏源

陶澍、魏源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最有影响的人物,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封疆大吏,一个是道光年间最杰出的思想家.他们都生长于湖南的资江之泮,既有深厚的友谊,又以幕主和僚属的关系长期共事.陶澍事业的成功,有魏源参赞谋划之力;魏源思想的成熟,则有陶澍提携培养之功.     

魏晋南朝的军府管理与地方变乱

魏晋南朝地方军政官的频繁变乱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其原因主要在于:军府长官在获得财富方面具有先天之利,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地方财富常常会被越轨的军政长官挪作私用。当时以“节”为发兵符信,但是诏书与尚书符都很容易被伪造,朝廷无法防止地方军政官擅自募兵、兴兵。中央也曾对军府内部士兵、府僚、属州刺史与军府长官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进行干预,并且加以种种规定。但这些规定具有矛盾性,而且这种矛盾性又总是向有利于军府长官的方向转化。中央一直向军府派驻有各种监察性质的官员,但这种官员在身份和地位上又从属于府主,有听命于府主的义务。     

廉颇与蔺相如对今人的启示--心理平衡浅析

当人们面对现实时,或许很满足,或许很失意;满足而骄傲使人自信亦易使人落伍,失意而愤世,使人激奋亦易使人犯错。心理常态趋近甚或保持平衡,是成功的重要素质之一。     

陶澍与包世臣关系探微

陶澍和包世臣是近代中国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核心骨干,嘉道年间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包世臣是陶澍的主要幕僚,他们开始突破“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提出了“利商”的思想和政策;并共同设计了对漕运、盐务等有关国计民生大政的改革,他们所推行的海运、票盐更是改革派的主要成果。同时,他们对当时货币危机的原因、对禁烟运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都有共同的认识,是中国近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     

论清代茶叶贸易的社会影响

清代是中国茶叶外销兴盛时期。由于世界茶叶市场的需求拉动和国内茶叶生产的发展,茶叶出口量迅速扩大,成为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获取了丰厚利润。茶叶贸易对发展茶叶生产、改善交通运输、活跃金融、繁荣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并成为外交和军事斗争的重要武器。     

1840-1860年间清政府三种外交体系分析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的中外关系,如果按照类型分析法标准来划分,可以基本分为朝贡体系Ⅰ型、Ⅱ型和Ⅲ型三类。中国与三类国家间的关系及其各自体制内部的演变错综复杂。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中外关系显然发生了重要变化。澄清这一时期中外关系复杂的性质,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在充分了解和理解已有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意欲探讨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业已展示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其一,不论其最初是以"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范式"意义的面貌出现,社会史在今天已然承载了推进旧史学研究方法向新史学方向转变的历史重任.其二,伴随着新旧"范式"的转换,社会史对传统政治史主题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揭示了研究视角转换背后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其三,随着研究视角转换和研究视野扩大,社会史在拓展史料范围的基础上生发出解读不同史料的不同方法,如果把它放在"历史即史料学"的脉络下看,其方法论意义尤为深刻.     

清至民国时期茶叶消费主体的新变化及其影响

清至民国时期茶叶消费主体呈现许多新特征、新变化.平民百姓的茶叶消费带有更多的市场行为,少数民族茶叶消费数量更多,军士以茶充饷现象屡见不鲜,国外消费主体异军突起,官僚文人、富商大贾、和尚道士的茶叶消费与茶叶市场关系更紧密,皇亲国戚的茶叶消费披上了浓浓的市场色彩.这些新特征、新变化对茶叶市场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茶叶消费主体的消费数量、消费能力、消费层次、消费习惯、消费方式从某种程度上决定着茶叶市场的基本走势.     

《唐摭言》清代抄刻本源流考——兼论“白头”与“臼头”本之争

唐五代间科举专书《唐摭言》,自宋嘉定间郑昉首刻后,旋即失佚。自宋迄明,此书条文虽偶有《太平广记》、《说郛》等删削本加以节录或明代清真馆旧残本,但已难索宋本旧态。此书至清代却抄刻频繁,版本殊多。本文在对清代诸本逐一比校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各本源流情况,并对学界就该书版本中的"白头"、"臼头"本之争作简要述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