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州窑遗址粘土及其古瓷的初步研究

本文通过 X 射线衍射(XRD)、差热分析(DTA)、发射光谱分析(ESA)、扫描电镜(SEM)和能量色散 X 射线分析(EDAX)的方法,对古耀州青瓷所用原料及其矿物组成,古瓷器的烧成温度和显微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得出耀瓷乃是使用当地高岭石和伊利石粘土矿物为原料烧制而成,烧成温度在1200℃以上的结论.     

试论舟形灶

汉晋墓出土的舟形陶灶分布较广,以淮河及长江下游的江浙皖赣地区为中心,广泛见于北至鲁南,西到湘鄂西部,东南至海的广大区域.其延续时间较长,有些类型一直沿用到宋代.各种类型的舟形灶均有特定的分布区域,随着时代的推移,逐渐向外传播,其中最为典型的B型和C型舟形灶,南移趋势明显,这与历史上的人口南迁有较大关系;而具有岭南文化因素的D型灶则向附近的江西和福建扩散.江淮之间的苏皖地区出现了A型、B型和C型舟形灶的较早类型,不排除这里是舟形灶发源地的可能.     

内蒙古自治区社区干预在新冠肺炎防控中的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探讨

社区作为基层自治组织以其独特的职能和地位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产生影响。本文构建社区干预机制体系,并基于内蒙古社区防控新冠肺炎的实证分析,探讨社区干预在地区和城市、农牧区间的差异,结合问卷得分情况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探讨影响地区间、城市和农牧区社区干预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内蒙古中部地区社区干预表现突出,东部其次,西部最差,城市社区干预显著优于农牧区;组织架构和职能发挥对地区内的社区干预效果影响较大。城市社区干预以组织架构和职能发挥为主,内外联系为辅,农牧区社区干预强调组织架构和内外联系,职能发挥薄弱;社区干预依照“组织架构响应--自身职能发挥--内外联系建立”的机制推进。     

贵州遵义杨粲墓出土地券的年代与性质

本文联系有关实物遗存和考古发现,提出贵州遵义南宋杨粲夫妇合葬墓附近所出石券,其年代并非南宋嘉定十七年(1224年),而是明世宗嘉靖二年(1524年);券石四周所刻用波浪形曲线相连之圆点,并非与天文星相有关之"星纹",而是川渝黔鄂地区宋元明墓葬较为流行之河图;该券并非生墓券,而是葬墓券;券主并非南宋杨粲夫人,而是明代嘉靖初年播州杨氏第二十七世土司杨斌之妻,生前因其丈夫身居三品之高位而被诰封为"淑人",死后皇帝遣官"谕祭旌表"。     

玉门花海毕家滩棺板《晋律注》的保护修复研究

玉门花海毕家滩出土的《晋律注》是裱糊在棺板外侧的纸本文书,因埋藏环境复杂及年代久远等各种原因,文物整体保存状况极为不佳。棺板存在残缺、断裂等多种病害,而外侧的纸本文书降解更为严重,已达到触之即粉的状态。为了使文物的完整性得以体现及能够得达到展陈的基本要求,在对棺板木材进行种属鉴定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在文物保护基本原则与理念的指导下,对棺板进行了病害调查、清洗、粘接及加固,对外侧文书进行了内容识读、原料种类鉴定。经过保护处理使得棺板的整体性得到了体现,达到了展陈的基本要求。原料分析结果显示外侧的纸本文书为皮浆纤维,因此该文书是目前为止出土为数不多的魏晋时期以皮浆为原料的纸质实物,这对甘肃河西地区造纸原料发展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论河图洛书与八卦起源

河图洛书,按原始涵义应为龙图出河、龟书出洛,乃伏羲画八卦、夏禹订九畴之象征性原料,非北宋图书学派之所谓黑白点数和异论伪作。伏羲是一种图腾族徽,是在由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发展的一个漫长时代的氏族长的总代表和总象征。结合文物考古中发现的“龙”,足以说明“河图”即是图腾,河图和洛书皆为中华民族的崇拜物。八卦的诞生是先民们经过长期“仰观俯察”的结果。     

《凤合集序》——研究高启的新见文献

本文所辑<凤台集序>是明初谢徽为著名诗人高启<凤台集>所作序文,此文不见于今存诸种高启诗文集,也向无研究者加以注意.它保存在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中,是现存唯一一篇评论高启金陵时期诗歌作品的文字.本文认为此序真实可信,并通过对其内容的解析,揭示了此序对于高启诗学思想与创作研究的独特价值.     

《凤合集序》——研究高启的新见文献

本文所辑《凤台集序》是明初谢徽为著名诗人高启《凤台集》所作序文,此文不见于今存诸种高启诗文集,也向无研究者加以注意。它保存在明人朱存理《珊瑚木难》中,是现存唯一一篇评论高启金陵时期诗歌作品的文字。本文认为此序真实可信,并通过对其内容的解析,揭示了此序对于高启诗学思想与创作研究的独特价值。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