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佃权、民众动员与减租运动——以陕甘宁边区减租减息运动为中心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大约40%的地方未经历过土地革命,这些地区不仅地权较集中,且租佃关系较发达,因此成为中共推行减租的重点地区。减租过程中,发生了中央政策与地方惯性及实际情形的冲突后,中共及时调整政策,对地方惯性和实际情形表示认可,推动了减租政策的落实。佃权是减租中的核心问题,中共通过两种方式对农民的佃权进行保护,一是从制度层面上约束地主不得任意撤佃,更不能因减租而撤佃;二是通过中共支持下的各种民间减租组织强制地主不得撤佃。民众动员使农民消除了对地主恐惧的心理障碍,敢于和地主面对面地进行斗争。减租运动使乡村社会发生了变化,一是发生了地权转移,即地主典卖土地、农民买进或典进土地,并且得到中共的大力支持,随着地权转移,以地主为核心经济体制转变为以农民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一是以地主为中心的乡村权威逐渐消退,中共扶持起来的积极分子成为新的乡村权威,他们成为未来中共管理乡村社会的中坚力量。     

农贷与甘肃农村经济的复苏（1935-1945年）

内容提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开发西北和建设抗日后方基地的背景下,国民政府在甘肃推行农贷政策,建立了以新式银行、合作社和合作金库为核心的金融网络,形成了“政府一银行一合作社（合作金库）一农户”的农贷模式。甘肃农贷以1941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1941年之前以救济农村为主,之后以国民经济建设为主,发放农田水利、农业推广、土地改良、农村副业和畜牧业等贷款,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农贷的发放,使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总体呈上升趋势,也使抗战时期成为近代以来甘肃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状况最好的一个时期。     

1935年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肃反问题考论

1935年9、10月间发生在陕甘边苏区和红26军中的肃反,不仅是中共党史上的一桩悬案,而且随着形势发展中共中央对这次肃反先后数次做出结论,但每次都有所不同,就使这场规模并不大的肃反变得扑朔迷离。通过对红26军发展的历史考察发现,这次肃反是由于许多因素造成的,如:红26军从建立以来,中共陕西省委就认为其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将这种看法报告给中共中央;陕北特委负责人也认为红26军执行的是右倾路线,并多次写信汇报给中央北方代表,导致中央北方代表派人到陕甘边和红26军来解决右倾问题。而张慕陶、张汉民事件成为导致对陕甘边和红26军进行肃反的主要诱因。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建军前史研究——与陕甘边历史研究中一些观点的商榷

八七会议后,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过程中,陕西地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了建立革命军队的探索。他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创立了“三色”革命理论,并进行了不同的实践,最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是在刘志丹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先后汇集各路兵变、改造的农民武装,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红二十六军是多源合流而形成。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期,部队尚未形成如何正确处理内部分歧的机制,发生了“三甲塬缴枪”事件。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建立时期,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几乎全盘接受了“左”倾路线,导致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屡遭失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频频更替,是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并非所谓“刘阵营”“谢阵营”斗争的结果。     

论抗战时期甘肃的农业改良与推广北大核心CSSCI

抗战时期是民国以来甘肃农业改良与推广最好的时期。各种农业改良与推广机构普遍建立起来,形成了以省农业改进所为中心,农林部和中央农产促进委员会督导、省农业推广委员会领导和县农业推广所(中心)具体负责,由农会和合作社与农家相联系,比较缜密的农业改良与推广系统。农业改良与推广的内容繁杂,主要在小麦、棉花的试验与推广,砂田的改良,农作物病虫害的防治和肥料的试验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农业改良时间短、经费投入不足、农民农业技术知识不足是造成农业改良与推广绩效存在不足的主要原因。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推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颁布了农业、工业、商业、金融、财政、税收、交通等一系列经济法规,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经济法规体系。这些经济法规有着很强的时代特征,它是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在抗战时期领导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经济的重要工具,因此,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主张。抗战时期边区经济法规的颁布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各项经济政策的实施;规范了社会经济秩序,推动了边区经济发展;保护了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并为新中国经济立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陕甘宁边区史研究综述

陕甘宁边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领导下建立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它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保留下来的唯一的根据地,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关于陕甘宁边区森林开发和保护的几个问题

抗战期间的 194 0年 ,陕甘宁边区境内的森林覆盖率达到 10 %左右。但是 ,为了度过困难 ,边区只得毁林开荒 ,加之烧炭等 ,使大面积的森林遭到毁灭性的破坏 ,造成环境恶化 ,水、旱、雹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 ,给边区的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当时 ,边区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环境与气候的问题 ,认识到森林对气候的调节作用 ,开始注意对森林的保护 ,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法令来保护森林 ,但是 ,这些政策和法令收效甚微。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盐业

食盐是陕甘宁边区的特产之一,主要分布在三边分区定边、盐池县的北部。边区在盐业经营中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1940 年前边区的盐业生产、运输、销售都是自流的,政府只征少量的税。之后,边区政府专门成立盐务局,对盐业的生产、运输、销售进行管理。边区政府积极开发这一资源优势,使盐业成为边区经济的支柱产业。抗战时期,由于边区政府的有效管理,使盐业在边区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加了边区政府的财政收入,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和平抑了物价;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自给经济研究——兼与陈永发、陈耀煌商榷

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不仅要发展公营和集体经济,更允许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经济政策。陕甘宁边区不仅有建立自给经济的资源,也确立了适合建立自给经济的各项制度,促进边区建立了自给经济体系。1944年底,边区粮食产量就达到了“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棉花可以达到自给率的85%,布匹自给率达到60%上,大部分日用工业品可以满足需求,部分产品还自给有余。因此,边区自给经济体系的建立是边区度过抗战困难时期的根本原因,对外贸易只起到辅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