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批判继承传统史学遗产”的再评价

我国史学界在论及“批判继承史学遗产”这个问题时,往往与“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提法联在一起,甚至相互混用。这两种提法仅一字之差,实际却相去甚远。二者产生的时代条件和出发点都不相同,因而具有不同的目的、对象和方法,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工作。从发生的时间来看,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提出显然在前,而且声势和影响也大得多。因此,史学界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工作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有意无意地受到了一些影响和干扰,致使这项工作难以深入下去。这里,我们首先对这两种提     

超越定性和命名,从史实出发认识封建社会

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中国古代和中古社会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要是为了证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要给社会定性.从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之说长期成为定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挑战传统的"五方式论",奴隶社会非人类历史必经阶段以及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已成众多学者的共识,但是中国有无封建社会(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中古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尚未解决.近来对此的讨论逐渐升温,表明学界日益发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政治批判与学术建设——梁启超和鲁宾逊《新史学》的比较研究

1902年,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划时代的思想巨著《新史学》。他高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宣告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0年之后,另一部同名的史学名著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宾逊。在这部《新史学》中,也提出要以新史学来取代旧史学,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史学”学派。又一个10年过去,美国的这部《新史学》经留美归来的中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

梁启超《新史学》的真实意义及历史学的误解黄敏兰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一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他的《新史学》是一部传世名著,对我国近现代史学有着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在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这些都是史学界所公认的。然而,梁启超的《新史...     

梁启超新史学从政治向学术的过渡

梁启超是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1902年,他发起“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史学理论、史学方法论、中外历史编纂、史学史、人物传记等各方面都有开创性的贡献。他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奠定了中国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被史学界公认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史界巨灵”、“现代史林泰斗”。①一、挑起“史界革命”大旗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新史学》一文,公开挑起“史界革命”的大旗,从此而开辟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天地。梁启超《新史学》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宣言书,宣告了具有三千年历史的传…     

全面认识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权力经济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社会形态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特别是冯天瑜《封建考论》一书出版以来,赞成废弃中国中古时代为封建社会的人日益增多,并相继提出各种提法来取代封建社会这一概念。2010年5月,《文史哲》编辑部举办的秦至清末:中国社会形态问题专题学术研讨会,更是推动了这一进程。到目前为止,学界关于中古中国社会形态或社会性质,已经提出了诸如封建帝制时代、帝国时代、帝制时代、专制个体型家国同构农耕社会、皇权社会、帝制农民社会、郡县制时代、选举社会、专制社会等等各种提法,而每一种提法都没有赢得多数人的认可,相关研究呈现出理论解放之初百家争鸣、莫衷一是的局面。在不同提法背后所潜藏着的是不同的判断标准、不同的方法论思想,如果就此问题展开探讨,则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因此,本刊邀请相关学者撰文,就中国中古社会性质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探讨,并希望有更多学人参与进来。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对历史规律性问题进行了长期反复的争论。人们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社会发展史意义的规律,一种是历史认识论意义的规律。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人把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当作历史规律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一些学者反思过去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开始进入到历史认识论的层面,对规律的理解日益深入和具体。     

一个严谨的史学理论体系——常乃德史学理论述评

中国历史学从近代才开始自觉地探讨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近代的许多历史学家在大量介绍和吸取西方学术的基础上,认真开展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围绕着历史学的性质、对象、范围和功能等问题展开了长期和热烈的讨论。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史学理论热潮。在近代众多史学家中,常乃德的史学理论具有较完整的体系和严密的内在逻辑。他特别注重对传统史学观念进行全面和尖锐的批评,由此提出自己对历史学的认识。其观点鲜明,富有思辨的色彩,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吸取。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 --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以往中国历史学轰轰烈烈的专题讨论,不仅凝聚了史学界的绝大部分精力,而且形成了一整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或历史解释系统。它决定着中国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塑造和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当前的史学学术转型无论如何不可能回避这些旧课题。从史学学科体系的角度看,改造旧课题,将其转换成为新课题,应该,而且可以成为史学学术转型的突破口。     

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侯旭东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想象出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夸大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过高估计了否定专制说者的影响;在没有进行历史学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得出有悖史实的结论.事实上,"中国古代专制说"并非如侯文所说是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也并非没有经过中国人的事实论证.这一学说既有深厚的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为基础,也经过众多学者长期的和深入的研究,符合中国历史的特征.接受和传播"中国古代专制说"并不是中国人的"自我东方化"和"自我殖民",而是中国人为了改造传统社会去深入认识中国社会.侯文所做的知识考古不够完全,这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将此项工作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