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4年,中国又迎来一个个甲午年。120年前,一场甲午战争让江山失色,举国震动;120年后,悲伤、愤怒、反思如潮水般涌来,祭奠着这场并未走远的战争。甲午战争过去了120年,中国人还未完全从悲情中走出来。甲午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甲午之后,中国做了什么？甲午不仅是一个创伤,更是一个契机,一个起点。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和雷颐,探讨为了“走出甲午”,中国人曾做出的种种挣扎与努力。     

东交民巷的“没落”

策划这期选题时,就打算去寻访一些相关的遗迹,大名鼎鼎的东交民巷,自然是重中之重。1901年,惨败于八国联军武力的中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其中第七款规定,东交民巷为使馆区,由使馆自行管理,派兵守卫,中国人不准居住。这样一来,此处完全变成了“国中之国”。     

蓦然回首，风雅邂逅

在做箫笛的选题时,我沉醉在文中渗透出来的古风古韵里,心旷神怡。但陶醉之余,总觉得这是一场特殊的“穿越”,借由手艺人执着的信仰,把属于古典时代的乐声和风雅保存下来。它仅仅是在玉屏的一小方天地里,自顾自地美丽着。     

土司们的“违法乱建”

当深入土司世界时,我常常为这种制度的灵活和智慧而惊叹。但有时又不可避免地陷入忧思。比如在浩瀚的史料中,我看到一个大案—— 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容美（今湖北鹤峰县）土司田曼如被湖广总督迈柱告发。犯罪的具体细节是：土司新造衙署,竟自造鼓楼,上面设龙凤鼓、景阳钟;又开玉带河,仿如紫禁城的金水桥;而土司的住处,更是厅房五重,号称“九五居”。     

随葬陶器形制所见西周时期关中社会的多样性

本文对西周时期关中地区随葬陶器进行分析,指出了在陶器特征和组合方面,不同聚落之间的差异性和整个关中地区的多样性。认为陶器生产和使用方面的地域性的差异既存在于关中东部和西部之间,又存在于不同的聚落之间。还尝试从地域、族群、等级、性别以及生产者和使用者主观意愿等层面对其成因进行阐释。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关系的思考——“先周文化“研究反思

考古学文化与族群的对应是"原始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先周文化"为例,指出目前学术界在族群内涵的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划分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等三个层面的研究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是导致意见纷呈的关键原因.除目前较为关注的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地域和陶器群面貌之外,遗址等级规模和内涵的比较研究可能是推动这一研究的另一途径.     

试论商周时期关中地区的人群构成——以墓葬材料为中心

本文认为西周时期关中地区主要有周人和殷遗民两个大的群体,可以从墓葬特征上明显区分。这一分类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西周时期周人对殷遗民的安置策略。先周时期传统的周人聚落中,似乎只有周原和丰镐被安排了一定数量的殷遗民,说明这两地在先周时期的特殊地位。其余的殷遗民被安置在新建的聚落中,这些聚落往往位于传统周人聚落区以外,大部分位于关中东部地区,或许还有一定形式的监管。     

失落的家门

如火如荼地做着“门”的选题时,竟遭到一位朋友的质疑。她笑说,看你天天讲的这些门文化,好像从未出现在生活中。然后她说了这么件事：有一次她赶着回家,一口气跑了几层楼后,来到门前,一敲门,结果,一张陌生的脸探出来,迷茫地看着她。她说,这些门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稍不留神就会走错。其实在最初讨论选题时,我和同事也说过类似的话。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纪念

在喧腾股的纪念甲午战争120年的时节,我也参与了一次中国近代海军后裔的聚会。邓世昌玄外孙叶伟力先生是这个群体的负责人。他告诉我,他的一大心愿,就是用后半生去寻找北洋海军的后裔,并为他们的祖先争取应得的地位。“不只是纪念邓世昌,我希望北洋海军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应有的纪念。”     

留学生的“科举功名”

留学专题做到尾声,刚好遇到高考放榜。我一表妹分数下来,离二本差一点,郁闷不已,大叹志愿一定,将来命运也定了。然后便羡慕起几年前就读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表姐。这让我想起和北京大学王奇生老师的一次聊天。王老师曾专注于中国近现代的留学史。他说那时与今天同样,“一留学,仿佛有了更高的身价。尤其是那些去美国的,名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