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志士王照的“自首”问题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王照向清廷的"自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投案,其中的内情也不能完全依据其自述来解释。现存台北故宫的清代档案为还原历史真相提供了原始依据;当时津、沪等地的报刊,特别是《大公报》对案件的连续报道,体现出舆论对王照的声援和同情,为今人分析事件原委提供了丰富的参考。研究表明,王照流亡日本期间与犬养毅的一次笔谈,揭露了康、梁伪造密诏的内幕,其中夹杂着革命、保皇两派斗争的政治因素,而笔谈的传播,客观上澄清了光绪帝参与"围园密谋"的冤情,在朝野各界产生了广泛共鸣,使王照庚子年回国隐居及后来主动投案成为可能。重建史实,梳理王照"自首"问题,有助于重新认识这位维新志士在晚清史上非同寻常的历史地位。     

张荫桓与英德续借款

在甲午战争后第三次大借款过程中,清廷官员在决策层面不能和衷共济:张荫桓与李鸿章围绕借款主导权的争斗贯穿始终,翁同龢则委蛇其间,无所适从,以致时机延误;胶旅事件后,因赫德介入,才与汇丰、德华银行匆匆签订续借款协议;在借款担保问题上,湖广总督张之洞又极力抗争,反对以厘金作抵,与中央争夺财源。以张荫桓的活动为中心,探讨英德续借款达成的原委,可以展现甲午战后清廷内政外交的诸多面相,有助于了解戊戌年朝局变迁的远因。     

国家图书馆藏翁同龢存札册《倭韩新事》《倭韩近事》考略

国家图书馆保存的两册晚清重臣翁同龢存札册《倭韩新事》《倭韩近事》,收录张荫桓、李鸿藻、孙毓汶、孙家鼐、张謇等同僚、门生写给翁氏的书信近百通,这批书札均写于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五月至九月间,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书信生动反映出当时清廷内政外交动态,是研究甲午战争史的珍贵史料。虽然上世纪20年代已有学人将大部分内容抄录,并加以刊行,但是将原件与抄本重新比勘研究,仍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康有为自编年谱的成书时间及相关问题

关于康有为自编年谱成书的时间,学界通常认为撰写于1899年初,康氏自己还有起稿于乙未（1895年）的说法。通过研究与分析,可以认为,所谓从乙未年开始撰写年谱的说法应不可靠;年谱的主体内容撰写于1899年初,大致无疑问,但需要说明的是,此后康氏对年谱仍有修订和增删,将其视为康逝世前定稿,可能更为合理一些。把年谱看作1927年时康氏内心世界与思想状态的反映,应该是相对准确的。定位于此,更易于把握该年谱的史料价值。     

张荫桓、翁同龢与戊戌年康有为进用之关系

既往研究认为军机大臣翁同龢是联系光绪帝与变法领袖康有为的桥梁,他曾向皇帝举荐过康氏,在戊戌变法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然而,这种说法并无事实依据。真正的荐康者应是户部左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甲午至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京政治活动的“谋主”正是张氏。他不仅全力支持胶州湾事件后康氏的上书活动,并且在召对时推荐康氏的变法书籍,积极推动康氏进用。翁同龢作为知情者,在办理公务的层面,曾给予谨慎的支持,但并未“荐康”。翁、康关系始终比较疏远。翁同龢“荐康”的说法出现于政变后,首倡者为流亡海外的康有为。翁氏“荐康”的官方定论,则是政变后清廷派系斗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