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不谏刘备伐吴的究竟

三国时期吴蜀夷陵之战,是一个决定双方强弱、动摇三分局面的大战役。战争的起因是:公元219年,孙权乘蜀魏交兵襄樊、南郡空虚之机,派吕蒙偷袭江陵,擒杀关羽,全据荆州。公元221年,刘备“耻关羽之没”,率众四万余人伐吴,吴以陆逊督师五万御之,两军对垒于夷陵。最后,陆逊以火攻破蜀兵四十余营,“备夜遁,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军资,一时略尽”。弄得实力大伤益州疲惫,蜀汉政权严重削弱。在刘备起兵之前,“群臣谏者甚众,汉主皆不听。广汉处士秦宓     

汉文帝为何不用贾谊

在汉文帝当国时期,贾谊不得大用,通常认为是很难理解的:处于诸吕乱后、朝野务治的时会,文帝选贤用能,知人善任,而贾谊年少英发,卓有才华,这样的君臣际遇,理应是鱼水相得的结合;事实却恰恰相反,贾谊入朝不久,即被排斥于廊庙之外,而且一贬十年,至死不再起用,所谓“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这的确不是一般推论所能解答的问题。对此,历代史学家议论纷纭,其中为贾谊鸣不平的显然是多数.如果说《太史公书》以贾谊同屈原并传,意在“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弃逐也”,则司马迁早已含蓄地谴责了文     

从清末到民国时期贵州田赋征课的概略

(一) 在封建统治的初期,赋役征调,大都以地、户、丁三者为对象。由于人地轇轕、种目错杂,税制日益紊乱。从唐代后期改行“两税法”、明代后期采取“一条鞭法”,至清初康熙年间“摊丁入粮”,经历一个简化章则、变人丁税为财产税、易实物税为贷币税的过程,最终形成了农业税的单一田赋制。作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反映,这样一系列的变革,既体现了赋税演进的规律,又适应于稳定农业生产、萌发商品经济的需要,无疑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变革赋制还另有其实际的内涵。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经济活动是以农为本的,农业收益历来是国家税课的主要提供者。农本论的所谓“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     

试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问题——与蒋英杰同志商榷

发表在《贵州文史丛刊》1992年第2期上蒋英杰文章《王安石变法的历史作用别论》,在“深入分析变法的目的、王安石的言行、变法条文的主要打击对象”之后,得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王安石变法代表大地主利益、以巩固封建皇权为出发点,既扼杀了工商业的发展,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因而是“反动的和倒退的”。对此,我们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与作者商榷。并就变法失败的原因,作一初步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官办驿运的失败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在武汉、广州相继失陷以后,沿海航运和主要铁路线已被敌侵占,汽车运输又因为新车补充和汽油来源的困难,面临日益削弱的危机.在此情况下,如何寻求新的运输力以加强交通运输的问题,越来越紧迫地突出在战略议程上.为此,国内经济学界和国民党统治阶层中某些有识之士,及时提出了发展驿运、即仿效古代驿站制组织人兽力运输的建议.这个建议     

民国时期贵州邮政事业的发展

(一) 中国近代邮政滥觞于1866年(清同治5年)。最初系由海关总税务司兼办,业务范围仅限于在天津、北京、上海、镇江等地收寄外国使馆和海关本身的函件。1876年以后,各地海关机构相率设立邮务办事处,并开始面向社会收寄公众信件。1896年(光绪22年)清政府决定“关邮分立”,并于1906年(光绪32年)设立邮传部,但一直到1911年(宣统3年)始正式接管邮政业务,这才从行政体制上实现了邮政专业化。当时的邮政区划,初以沿海通商口岸为基点,继以各省行政区域为标准,分全国为若干     

对抗战以后贵阳物价的剖析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解放战争结束,这12年间,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扬。最后是政治经济的总崩溃。对此,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颇多论述。但有关这方面的统计资料有些是互不一致的。比如,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编著的和于素云等编著的两本《中国近代经济史》对历年通货发行量的记载就大不一样。其中1945年底的累计数一为21,125亿元一为10,319亿元,差距在一倍以上,又比如:从1937年6月到1949年5月全国物价指数的上涨率,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计算为36,807亿倍,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辞典》则记为85,000亿倍,差距也在一倍以上。这个物价指数估计是全国主要城市的平均,作为主要城市之一     

贵州近代盐荒论

在贵州历史上早已存在的盐荒问题,进入近代史期仍然是严重的。清康熙以后,划贵州为川盐主销区,并逐渐形成四岸运销线,但运销量一直不能满足需求。食盐贵而缺,以致“编户之民,往往淡食,穷乡僻壤,更有终岁不尝咸味者。”这就给广大劳动人民在饥寒交迫之外,更添了一重生活的熬煎。盐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解放前的某些论述,通常归结为“盐由外来,运艰道远”,这看法显然不全面。因为运艰非不可行,道远非不可至,而食盐运输又具有经常、大量和稳定的特点,其唯一要求只是源源不断,与此相适应,贵州早就有盐运驿     

解放前贵州的公路运输

贵州位处西南高原,以海拔一千公尺的高度,隆起于四川盆地和广西盆地之间。全境峰峦重迭,丘岭丛簇,山地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70％,因而有“山国”之称。俗谚“地无三里平”,正是这种地貌的写照。蜿蜒于群山之间的大小河流,都因为地势高、水源近,河床浅、滩险多、落差大、水流急而大大降低了航运的价值。如乌江、赤水河、盘江、都柳江和清水江等五条较大的河流,虽然主流流长达3500余公里,但实际能通行载重三百公斤小木船的航程,总计不过一千公里。     

漫谈贵州山丝业的兴衰

一“橡叶深时雾气浓,蚕眠蚕起不妨农。最怜小雨初晴后,一路春山(米悉)(殺米)中。”“露滴青梧月照天,五更织女未曾眠。鸡皮毛线辛勤就。蜀锦吴绫一样鲜。”这是遵义诗人黎恺《橡茧词》中的诗句。在距今二百四十年前柞蚕生产引进之后,黔北一带正是这样一轴喜人的画卷。据《遵义府志》记载,当时的娄山关下以至赤水河边,“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阴迷道途,乡叟村妪相遇,惟絮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而土著裨贩走都会,十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