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以光华大学成都分部为例

抗战军兴,上海光华大学在成都设立分部。分部校政由光华旧人主持,创办经费多得川人捐助,校董亦大半川籍。光华和教育部部长陈立夫毫无渊源,政府资助不足,学校只得征收高额学费。征费之举引发学潮,川籍校董邓锡侯、向传义等地方势力支持学生,并顺势接管学校。从此,光华大学成都分部成为一所地方化的学校,并于其后被改组为成华大学。内迁高校的地方化与地方高校的国立化路径相反,实为地方针对内迁高校或中央反向扩张教育权力之举,研究此一问题足以加深对战时中央、地方以及内迁高校三者关系的认识。     

近代上海高校历史学科的创设、发展与转型

近代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创设于清末,经历了从课程到学程,再到科系、院系的发展过程,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已有诸多高校开设历史学科,并基本形成了文学院之下历史系或近似于历史系的学科建制。然而,近代上海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高校以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为主体,因此,历史学科繁荣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学科设置重复、师资力量紧缺、人才培养功能不足的深刻危机和内在限制。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海高校的历史学科不断寻求转型突破之路,形成了几种形态各异的发展模式。     

易长风潮与派系政争:抗战前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人选风波

1933年,国立上海商学院围绕着院长人选问题,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易长风潮。此次易长风潮,起因于院长徐佩琨处理"中大复院运动"失当,导致学生群起反对,教授群体分裂。在校内,易长风潮表现为教务主任武堉幹与院长徐佩琨之间的互相攻讦、激烈斗争。在校外,CC系积极游说蒋介石,推举杨公达担任院长,以便控制上海商学院。上海工商界人士则积极向蒋介石保举徐佩琨留任。由于蒋介石将此类政务委托于杨永泰,此事又成为杨永泰排除异己的绝好契机。由此,易长风潮和高层政争相互交织,展现了1930年代前期错综复杂的派系矛盾和政学关系。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

抗战爆发后,一般大学均迁移内地。然而,由于上海地区租界的存在,抗战初期驻沪高校普遍迁入租界办学或仅部分内迁。国民政府教育部通过各种渠道对留守上海高校进行监督和管理,在"孤岛"内行使教育主权。不过,由于"孤岛"环境所限,教育部的政令往往难以真正贯彻。战时国家高等教育经费严重匮乏,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之间的关系更显脆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租界,教育部与留守上海高校的沟通基本断绝,各大学由于性质不同,面对汪伪政府要求注册立案的压力,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抉择。     

战后私立大学校长的治理困境 ——以朱经农执掌光华大学为例

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朱经农辞职,担任私立光华大学校长兼商务印书馆总经理。朱经农作为私立大学校长,充分调动自己在政商两界的各种资源,为光华大学谋求发展。为了消弭国共斗争在大学中的影响,朱经农提倡"爱的教育",主张同学之间精诚合作。然而,在政治斗争日益白热化,中国经济、社会趋于总崩溃的背景下,此种希望重振私立大学、安定校园的努力注定会遭遇顿挫。朱经农执掌光华大学的挫败,既反映了战后一般大学校长面临的普遍治理困境,也与学校的私立性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抗战时期的部校之争与政学关系——以私立大夏大学改国立风波为中心的研究

抗战期间,内迁贵阳的私立大夏大学因经济困难,不断向教育部申请改为国立。教育部部长陈立夫鉴于贵州缺乏综合性国立大学,出于合理分配全国高等教育资源的考虑,以大夏大学更名贵州大学作为允改国立的条件。大夏大学以校董会中的中央要员为后援,数次与教育部博弈,维持了私立身份并获得高额补助。在大夏大学改国立的风波中,无论是整顿教育手腕强硬的陈立夫,还是支持陈立夫的蒋介石,最后均向校方让步。在抗战中大多数资源掌控于国家、民间社会弱小的前提下,私立大学唯有寻求政治的支持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然而,此种政学结合又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的教育行政造成一定困境。     

教会大学的学科设置与分合——以沪江大学政治学科及历史学科为中心

在沪江大学的学科发展史上,政治学科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最初,政治学类课程被划归到历史学科之下。其后,政治学科创立,与历史学科共同成为"社会科学科"之下的学程。再其后,政治学科与历史学科联合设系。最后,历史学科被融入到政治学科之中,附属于政治学科。沪江大学政治学科和历史学科的分合变化,实为校方不断调整办学定位的产物。从结果来看,此种调整使沪江大学的历史学科避免了同类学校名不副实、低质量发展的困境,又赋予了其政治学科经世致用的特色和深厚的历史学基础,走出了一条精简务实的教会大学办学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