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诸子的鬼神观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变革阶段,伴随着新兴地主级阶的崛起,在文化学术与政治思想领域诱发了进步与保守的激烈论争,出现了我国文化史上少有的“百家争鸣”的繁盛局面。诸子对殷周以来的“天”、“神”、“德”、“礼”、“孝”等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中,或多或少地引证了当时的民俗事象,或隐或现地阐发了各自的民俗见解,并注意到民俗在敬神祭鬼及人事、政治中的作用。     

长乐村的辚辚车和五显庙会

高淳县薛城乡长乐村位于县北圩区,地处苏皖两省及石臼湖与丹阳湖交界处,在行政区划上属南京市郊县农村.长乐村本名"长芦",又名"芦溪",清同治12年由拔贡夏文源改名"长乐".长乐村连同长乐镇人口在万人以上,居民以农业为主.     

“打梭”游戏溯源

“打梭”游戏溯源文／陶思炎在５０年代中期以前,＂打梭＂曾是南京市内随处可见的一项儿童游戏。所谓＂打梭＂,就是截取两段树根,一长一短,长棒约１尺左右,短棒约４寸左右,由两人或多人轮流在地下击打记数,以决胜负。＂打梭＂的场地多选街巷空地或操场,游戏前先在...     

中国祈禳文化论纲

祈禳文化是人类祈盼幸福、退避灾祸的信仰追求,是受原始思维诱发的心理现象和行为模式.它以有灵观和有神观为产生的前提,并以声音、图像、动作、自然物和人工物作为心理表达的工具或手段,在其传承过程中始终具有明确的对象性和功利性.祈禳文化的内涵极为纷繁,它主要表现对生殖、长寿、丰稔、财富、太平、健康、能巧、顺利等目标的祈求,以及对鬼祟、妖邪、疾疫、灾害、祸患、夭亡、饥荒、伤败等的禳除.祈禳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神灵观念,其中包括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对自然、神灵与人类间有利害联系的认识,是其产生的前提.作为神秘的行为模式,祈禳文化的主要特征是神秘性与功用性的交织,即以主观的、虚幻的神鬼世界去认知、把握或改造客观的、实在的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祈禳文化就其性质而言,是“人性向物质东西的投影”,尽管它常以倒像的形式显现,但仍旧是意旨明确的心理与行为.实际上,它是人类社会实践的曲折反映,同时,它又作为     

傩仪的结构与作用

傩祭中的舞蹈或戏剧作为傩仪的有机部分,往往是其仪式过程的夸张和浓缩,也是对傩仪禳镇主题的艺术表达。傩仪作为功用明确的宗教与民俗现象,就文化结构而论,"层次结构"、"空间结构"、"角色结构"是其最基本的方面,也最能展现傩仪的文化特质和信仰内涵;而就傩仪的功能作用而论,"启活作用"、"聚众作用"、"俗化作用"、"传播作用"在傩仪中尤为突出。     

灵岩寺泥塑罗汉吉祥衣饰探究

济南长清的灵岩古寺素以泥塑罗汉而称于世,其罗汉衣饰上的纹样傅采中国民间各类样图,涉及花草、神兽、字、果实、自然物、人工图案等,具有突出的民族性、风俗性和装饰性的特征,释读这些样物的象征意义,有助于对灵岩寺宗教艺术的深刻把握。     

从清明柳俗谈柳的文化象征

在清明时节民间有折柳插坟、带柳还家、插柳于门、身戴柳枝、脚蹬柳屐、头插柳球等习俗,在南京还曾流传着＂清明不戴柳,死了变黄狗＂的谣谚。柳作为冬去春来、复苏再生的祥瑞象征,作为带有阳气的、生火的＂仙木＂,作为连接生死、长生长在的象征,表达着迎春纳吉的追求和伦理道德的训诫。可以说,柳在清明节俗中的一切应用,都演示了生生不息的文化象征意义。     

略论傩及其文化系统

傩形成于原始农耕阶段,它借助面具、舞蹈等象征符号群建立起与自然世界沟通、改造的想象联系,以获得逐疫禳凶、除旧迎新的心理满足。它以仪式、表演、法物、图像、语言等来面对他界的神秘力量,展现出人的意志力和控制力,显示出巫风的性质。傩在传承、演进中,交织着巫术宗教、神话传说、民俗生活和艺术创造,形成了一个独特而庞杂的文化系统。     

斗蟋蟀

斗蟋蟀是我国近古以来最习见的民间博戏之一.早在二千多年以前,蟋蟀就作为物候受到注视,并成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中的比兴对象,在《诗·唐风·蟋蟀》中有“蟋蟋在堂,岁聿其莫,今我不乐,日月其除”之句,把蟋蟀作为秋已至,岁将暮的物象,以引发即时行乐的联感,直到晋代,蟋蟀仍作为岁时递迁的征候受到吟咏,卢谌《蟋蟀赋》中就有“候日月之代谢,知时运之斡迁”的歌叹.唐代时,蟋蟀开始成为宫廷妃妾与市井庶民游戏闲玩的对象,五代人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上载:     

人鱼与孟姜女——孟姜女原型探论

孟姜女传说千古承传，留下了许多待解之谜，尤其是她的形象与原型更让人莫衷一是。古人有关“人鱼”的描述，特别是传说中的“海人鱼”，在白肉、居海、善织、多泪、授珠等方面与孟姜女的形象息息相通，留下了寻探的踪迹。孟姜女原型为人鱼的判断让我们从传说中看到神话思维的奇妙以及自然与社会的想象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