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逼仄的情境中挣扎

包世宏的尿疾貌似个体受挫,其实放大来看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病征,只是它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缓急轻重的程度不同,而已。道哥与黑皮、小军在轻轨列车上用可乐拉环行骗的桥段,我们太熟悉不过了。在电影里,这情境发生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可还在我念大学时的1990年代初,同质的骗局已然遍布大江南北、甚至广大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城乡结合部,十几年不息,竟成星火燎原之势。     

透气来的

几乎是被挟持,同事黄妃红把我拽进了天河体育中心。说透透气吧,一定要我陪着观摩“中国头球队”打阿拉法特同志曾经领衔的巴勒斯坦穆斯林兄弟。他的想法是,从国脚们身上学两手三脚猫功夫,几天后说不定还能派上用场。及至坐在一群打着“湖北黄梅农民球迷协会”横幅的球迷当中时,我就有点懵了。我不知道我来这里是干啥的,透透气?权当透透气吧。60块钱买来的票,转眼工夫,几个黄牛党贴着身体说,哥们,30块要不要?     

大昭寺外市井众生——藏民族直面现代化的社会学样本

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正式通车,围绕这项浩大工程的各种争议就此告一段落,但西藏现代化进程的步伐却不会因此而停滞。现代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对地区社会文化有着或好或坏的影响。一个开放的民族,不会拒斥现代化,在我们的采访中,即使最保守的藏族学者,同样认为藏民族需要现代化,问题在于,如何既不丢弃传统菁华,而又与时俱进。一个民族如何现代化,这是一个庞大而沉重的命题。我们以大昭寺为圆心,随机遴选了拉萨社会各阶层的15个人,作一个横截面解剖——这或许不是观察西藏社会最好的方式,但一定可以从中一窥西藏人在面对现代化时的复杂心态:充满幻想,焦灼,渴望,而又不安。     

《高耀洁一个人的战斗》

高耀浩抱怨着,拿起一把张小泉的剪刀,颤巍巍地往阳台走去。窗外阳光灿烂,一群人在广州一个幽静的小区里和她告别。“你们连个花花草草都养不好。”她一边笑着,一边踩上小板凳,开始修剪伸展出阳台的三角梅。花儿开得正漂亮。     

汪道涵与江泽民的师友情谊

《江泽民传》,作者库恩评价江汪关系时说:“汪道涵与江泽民之间终身不渝的友谊,改变了二人的生活”现在来看,这种终身不渝的友谊也改变了开放年代中国的历史学者朱学勤把汪道涵的故去类比于30年前周恩来的辞世。“周是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政党,几乎是全球同悲的一个伟人。”朱学勤觉得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好好地琢磨和反省过,为什么周恩来的去世,不仅     

云南知青 失却在橡胶林里的青春

《云南省志·农垦志》载:1968年,云南农垦系统开始接收安置省内外知识青年。到1972年,先后共接收知青10．40万人,其中来自北京的8385人,上海4．76万人,成都1．67万人,重庆2．44万人,昆明7038人。1979年,全社会刮起知识青年“回城风”,到1985年,除2252人继续留在农垦系统外,其余全部返回城市。2006年3月,我们选择位于风景秀美之地的景洪农场,作为考察留守知青生存状况的样本。据农场党办介绍,仅景洪农场,当年有8538名知青进驻;现在,仍有200余名当年的知青生活其中。     

张家五姐弟的幸福生活

30年后,五姐弟的梦想是买一个大宅子,姐弟们五家全住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打牌,一起玩儿,再也不分开“她渡过多少个这样的不眠之夜?风在扑打窗纸,火光在泪汪汪的眼中闪烁。炕上,弟弟妹妹发出轻微的鼾声……她累极了,她觉得自己就要栽倒了。爸爸呀!妈妈呀!此时此刻,你们能知道女儿的辛酸么?我们活得多么不容易、多不容易啊!这一条坑坑洼洼的长长的路,我们能走到底吗?这样的日子,究竟又有多少意思?绝望的时候,张凤敏甚至闪过这样的念头:找一包药,下到饭锅里,姐儿五个一同死去算了……     

陈婉莹 慢慢地斗到底

2006年1月9日,香港大学,再次见到陈婉莹教授的时候,她的脸上有些许憔悴。她刚刚处理完胡兴荣“抄袭事件”,一如做记者时的雷厉风行,几天内,她把“抄袭事件”将会给长江新闻学院带来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一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在提及其对胡兴荣事件的快速、严厉处理时,评价为“这简直是宇宙速度”。很难想象这个貌似赢弱的老太在面对压力时的强硬:“抄袭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行为,如果不快速处理就坏了,我们要爱惜自己的声誉。”这位说话掷地有声的陈婉莹教授,在美国从事新闻工作25年,目前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3年前,她受聘担任汕头大学长江新闻学院院长。     

重庆知青八姊妹

1971年4月22日,重庆石门中学35个知识青年在亲友的欢送下,踏上南行的火车,一起支边云南。8年后,31人随返城大潮回到重庆,另外4人,王德英在修路放炮时被乱石砸死,长眠橡胶林,其余3人嫁给当地老工人子女,留在了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