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

近年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史区域研究的论越来越多,许多年轻的史学研究在步入学术之门时,所提交的学位论,常常是有关区域研究的作品。曾经困扰过上一辈学的区域研究是否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区域的“微观”研究是否与“宏观”的通史叙述具有同等价值之类带有历史哲学色彩的问题,     

民族的文化精神需要更多这样的守护者——在纪念冼玉清先生诞辰115周年活动开幕式上的讲话

<正>今天,各位学术界的前辈和同行,在岭南冬日温暖的照耀之下,汇聚于冼玉清教授的故乡,在人杰地灵、风景如画的西樵山麓,举行纪念这位岭南著名学者115周年诞辰     

正统性、地方化与文化的创制——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与历史意义

从秦朝开始,潮州地区就与整个岭南地区一起,归属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但是,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之间的契合,却经历了长期复杂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宋元之际和明末清初的变化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三山国王和双忠公是在潮州乡村庙宇中最经常见到的两个神祗。这两个神明信仰的形成及其象征意义的转换,与潮州地区数百年来王朝教化与地域社会复杂互动的契合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聚落形态与社会转型:明清之际韩江流域地方动乱之历史影响

16和17世纪是华南地域社会发展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粤闽交界的韩江流域因山贼、海盗和倭寇空前活跃而引致地方动乱的严重情势,乡村聚落形态因而发生重大变化并出现明显的军事化趋势,这一变化最终成为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经过长达一百余年的筑城建寨运动,韩江流域21个县都出现了大量的军事性城寨,而清初的迁海政策也对该地域的社会组织和聚落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复界之后粮户归宗的举措,则导致聚族而居的单姓大村的普遍出现。     

信仰空间与社区历史的演变──以樟林的神庙系统为例

在关于传统中国民间信仰的研究中,人们常常用“信仰圈”或“祭祀圈”之类的术语来表达神明和庙宇的信仰空间。在常见的分析架构之下,不管是“信仰圈”还是“祭祀圈”,往往都被理解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可满足共时性研究需要的人群地域范围。而民间信仰的实际情况要复杂许多。本文试图通过对广东东部一个村落的神庙系统的研究①,描述一个相互重叠的、动态的信仰空间的演变过程,以及这种信仰空间所蕴涵的权力支配关系和“超地域”的社会心理内容。一、社区早期发展与社庙系统的形成我们要讨论的名为“樟林”的村落,位于广东东部韩江三角洲…     

论1640-1940年韩江流域民众“客家观念”的演变

在“客家人”最重要的聚居地韩江流域,把“客家人”视为一个族群的观念,是在数百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观念的形成,明显受到该地域百姓口耳相传的关于祖先来源的“历史记忆”的影响,但其关键之处,在于实现对日常生活经验所形成的人群分类观念的超越。在这一过程中,近代族群分类意识的传入、近代教育的推广和近代城市兴起所引起的生活方式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     

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

清代实行的是银铜平行本位制度,即所谓“银钱兼权,以为上下通行之币”,只有银两和制钱是法定贷币,二者同时流通。可是,广东的情形却与全国不同,外国银元(光绪后还有自铸银元)在广东的使用十分广泛,成为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试图对清代广东地区的银元流通状况及其广泛使用的原因作一些评述性的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致力于金融史研究的同志们。     

乡村故事与社区历史的建构——以东凤村陈氏为例兼论传统乡村社会的“历史记忆”

广东潮州地区的东凤村原本是一个杂姓聚居的村落 ,后来逐渐演变为单姓陈氏村落。借助于实地调查所得之口述传说和族谱、方志等文献 ,再现东凤村宗族整合的历史过程和与之相关的庙宇活动方式 ,并由此讨论在乡村社会史研究中 ,理解口述传说和民间故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如果可以将乡村故事视为乡民的“历史记忆” ,那是因为它们对于理解和解释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乡村生活具有其独特的意义 ;乡村社会的格局和乡民的生活方式 ,自然又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积淀的结果 ,因而 ,对乡村故事的解析 ,实际上也可视为重新建构乡村历史的过程。“口述资料”和本地人的记述 ,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村历史的“事实”和内在脉络。     

礼仪重建与地方文化传统

在经历百余年激烈的社会动荡和文化变革之后,现代中国社会出现了明显的“礼仪阙失”现象,正面临着“礼仪重建”的困难任务。传统国家及其文化赖以证明其“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