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赵郡王高睿造像的佛衣类型

北齐皇族赵郡王高睿天保七年(556年)敬造3尊白石雕像并铭,可视为北齐时期造像的范本。其佛衣类型为覆肩袒右式,流行于北魏中后期,并非北齐时期的主流样式。如此精雕细琢的上乘作品,却选择了过时滞后的佛衣样式,这一现象大概与高齐上层反对北魏汉化政策及重视中亚诸胡艺和天竺僧众皆有关联。     

宁夏固原九龙山隋墓发掘简报

2004年春,为配合银川—武汉高速公路建设,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固原市原州区西南开城乡九龙山北缘的汉唐墓葬区进行钻探发掘。墓葬区南距银平公路约1公里,北距固原绕城公路约300米。地理坐标为东经106°16′386″、北纬35°59′029″,海拔1770米(图一)。现将其中两座墓葬(编号2004YKJM4、2004YKJM33)的发掘情况简报如下。     

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与年代

金塔寺东、西二窟中心柱上的泥塑佛像服饰保存较完整。此文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分析佛衣、菩萨及天王衣饰,推定金塔寺石窟佛像服饰的年代约在太和(477-499)初期,其中东窟佛像服饰的年代似较西窟略早。据佛像服饰分期,姑认为金塔寺东、西二窟的营造年代大体与之相当。     

西魏北周时期的麦积山石窟

西魏北周时期甘宁地区的石窟群主要有麦积山、须弥山、莫高窟。麦积山所属地秦州在西魏北周境内具有次文化中心地位,麦积山石窟内容反映了这一特点。东魏、北齐邺城响堂山石窟的佛装式样、帐形龛传播到麦积山石窟;麦积山石窟的帐形龛、题材布局、造像服式等对须弥山石窟和莫高窟有所影响。     

西安地区单体石立佛的佛衣类型及其时代

上世纪50年代以来,西安地区陆续出土单体石立佛造像。据笔者实地调查及已刊布资料,本文对保存较好的39件单体石立佛的佛衣,进行考古类型学分析,根据造像纪年并结合其他地区年代较清楚的造像资料,将西安地区单体石立佛造像分为三期,第一期主要在北周时期(557~581年),第二期主要在隋代(581~618年),第三期大致在贞观时期(627~649年)至开元(713~741年)初。     

龟兹石窟佛衣与僧衣类型

正古龟兹国位于天山以南"丝绸之路"北道的中心地区,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西域大国。《汉书·西域传》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扜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1])其疆域以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为中心,包括轮台、拜城、新和、沙雅、乌什和巴楚等县,东西千余里,南北六百余里。龟兹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自古以来就是沟通中西方交通的桥梁。随着佛教的发展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龟兹石窟与须弥山石窟中的穹窿顶窟

穹窿顶是石窟窟顶结构中常见的形制,其中有一种建造方法较为特殊,即四壁垂直,窟顶四周连接壁面处先折成平顶,然后在顶中间形成圆周起穹窿。这种窟形仅见于新疆龟兹石窟和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本文拟对穹窿顶形制及两地共存现象加以探寻。     

河北出土北朝隋唐石刻造像的佛衣类型

<正>一河北出土的北朝隋唐石刻造像河北省历年出土的北朝隋唐时期石刻造像集中在河北中南部,以保定曲阳修德寺遗址、邢台南宫后底阁遗址、邯郸临漳邺城遗址北吴庄佛教造像埋藏坑三处最为著称,此外石家庄灵寿幽居寺塔内北齐皇族赵郡王高睿造像亦是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图一)。这四处出土石刻造像,纪年明确、时代连续、工艺精湛、数量众多,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河北地区佛教及其艺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学术、艺术和历史价值。     

大足石窟佛像着衣类型

大足石窟遍布重庆市西郊大足县境内,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窟造像有75处。此文选择北山、宝顶山、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等五处纪年较多、保存较好的石窟寺,运用考古类型学方法,将佛衣与菩萨衣分为两期,第一期约晚唐五代时期(约892-965),第二期约两宋时期(1078-1252)。晚唐五代流行中衣搭肘式和通肩式佛衣,承袭中原文化;两宋时期流行的露胸通肩式佛衣,反映了地方文化盛行的独特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