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与盟国战略的复杂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政府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总体需要,组织了“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与英美联军共同作战。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国外战场作战的唯一战例。它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一役,也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组成部分,直接地     

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断裂与现代性国家意识的形成及其变异

鸦片战争以后,在与外洋交涉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清廷上下逐步偏离传统天下观,开始认识到天下存在着众多不同于四方夷狄的国家,且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有识之士则在19世纪下半叶已彻底抛弃传统的天下观。在戊戌变法时期,这类士人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格局及中国在世界的险恶处境,在竞争进化论的地基上形成了最为明确的现代性国家意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知识界全面否定了建立在竞争进化观之上的国家关系原则,向古老的天下大同理想回归,现代性国家意识彻底淡化。国民党夺取政权和执掌政权期间,又将政治意识形态混入国家意识,致害国家权益,影响极其深远。     

宋代理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

宋代理学家较之历代儒家更强调义利之辨 ,其原因多种多样。本文认为 :理学家把义利之辨、人欲横流视为孔孟以后儒学地位下降和宋代社会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 ,力图以明辨义利 ,重振道德来挽回儒学失落的地位和解除王朝的危机 ;同时 ,理学家无法从理论源头排斥佛道 ,只能以公利义利之辨评判佛道之非 ,并力图把儒家的“义”理论化 ,使之成为可以取代佛道的入世型信仰体系等 ,是宋代理学家特别重视义利之辨的主要原因。     

1928-1937年《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

1928年国民党统一中国后,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由于受到1927年中苏关系因革命问题而破裂的影响,《大公报》等报刊均站在政府一边,把政治意识视为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苏。“九·一八”以后,随着日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日渐显现,舆论逐步放弃政治意识中心观,转为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为处理中苏关系的根本原则。但与此同时,舆论又出现了亲苏倾向。这种要么为仇敌、要么为亲邦的观念极易导致国际交往中利益原则的偏离,对中国对外关系事务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

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学生请愿示威运动启动迅猛,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后很快结束。学潮规模巨大,行动激烈,对当局的冲击程度超过以往的学生运动。但此次学潮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和一致的奋斗目标,也未与工农商各界相结合而形成持久运动。运动受到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在国民党当局的化解政策和众多因素影响下归于平息。     

1920年前后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异样形态及形成原因

巴黎和会期间的五四运动和华盛顿会议期间反对中日直接交涉的抗议运动都因山东权益而起,但前如火如荼,后波澜不惊。从民众运动自身发展规律分析,两次争国权运动的差异确乎是由不同的国际环境、运动思想基础的转变、舆论对不利外交消息的不同传播方式、握有舆论导向权的化人态度的变化及运动内部发生干扰等因素造成的。     

政局动荡时期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从李思纯《金陵日记》、《吴宓日记》、《胡适日记》中窥见

After the abolishment of China’s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exterior mode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life, such as their academic research and ways of making a living, changed dramatically, but their real life style, including their habits, hobbies and tastes, did not show fundamental change. From the unpublished diary of an important but non-famous scholar Li Sichun of Sichuan University, with a close reference of Wu Mi’s and Hu Shi’s diary at approximately the same time, one can see that Chinese scholars kept their traditional literate life style and tastes until the 1940s. Therefore, we can make a conclusion that the social transition did not affect many scholars’ real life as profound as many present studies have claimed. Translated by Wang Wensheng from Shehui Kexue Yanjiu 社会科学研究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2008, (4): 145–156     

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人”的观念的近代转型

"人"的观念的现代转型是全世界思想家数百年的研究主题,也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不可回避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化从人性善,即人与至善本体(仁、天理之类)同体共在出发,在抽象的意义上把人提到万物之灵的高度,但倡言去除人的天然欲望和政治权利,造成对人的千年桎梏。由西方发源的现代人论则把物欲满足、政治权利、思想自由视为人的根本自由。在中国近代,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领导人始公开承认人的私利的合理性,倡导人的解放。但他们未能把人的解放置于理性范围,最终放弃了初衷。新文化运动激进人士在更广泛的层面提倡人的解放,也讨论了人的私欲与社会亲和的关系问题,但因时间太短和过分强调精神解放,思想的局限性仍十分明显。五四以后,大多数启蒙者转入政治革命道路,国民党大倡文化回归,少数思想家继续人的解放的讨论,但对问题的思想源头缺乏探讨,研究未能深入下去。中国近代以来"人"的观念的转型探索任务远未完成。     

民国时期的医疗制度与身体权保护

民国时期,医疗作为一种商业性活动,医者与患者之间不仅利益取向大不一致,且信息无法对称,致医患矛盾不可消解。为了缓解医患矛盾,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医疗制度,以规范医师药师行为,尽可能保证患者病体委托给医师后身体权能得到应有保证。但由于制度制定者也不可能了解医疗过程的全部信息,加之制度无法完整执行,医患矛盾仍十分突出。历史上主要靠医者职业道德保证患者病体得到妥善保护。然道德只能约束有道德之人,患者身体权的全面保护并无万全之策。因此,医疗本身能否商业化的问题,尚须深入讨论。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

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陈廷湘近代中国,由于列强侵略不断加深,历次改革和革命运动无不越来越带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遭遇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民族主义也就愈益成为民族向心力的源泉与轴心,曾因此造成了各种互相纷争角逐的政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