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想到 之四

一中国一年花费于吃喝的公款有多少?说不清。报上有的说一千亿,有的说两千亿,也有说三千亿,还有更多的。其说不一,可见未有精确统计,不便援引。但政府并没有公布准确的数字,只好姑妄听之。大道不畅,小道飞扬,这是规律。如果国家统计局能每年公布一次全国政府部门的接待费用,以正视听,或许就不会言人人殊了,或许也可以让百姓知道他们纳     

忽然想到

人能够同时拥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在是一种幸运。可惜,并非人人都能珍惜,往往偏于韵者而怠慢了后者。     

黄永厚其人

永玉飘逸,任什么题材到他手里,都举重若轻;永厚峭刻,任什么题材到他手里,都举轻若重。 “你哥哥的画好,你的画也好。你哥哥的名气比你大,以后还要大。你也会有名气,但不会很大。”[编者按]     

虚导与实导——精神现象零拾

导向,是指对人行为的引导。能引导人行为的,有虚实两种。虚的,是理论的、舆论的引导。这一点,一向很受重视。要求舆论一律,思想一致、意志统一,不要有杂音,不要有噪音,哪里出现一点问题,就临渊履薄,抓得很紧很紧。实的呢,就是利益的导向、物质的导向、实证的导向,这方面不能说没注意,但比之对虚导的重视,就远远不如了。然而,在我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实导远过于虚导。     

“礼”的延续——精神现象零拾

我们喜欢夸赞自己是“礼义之邦”,但对什么是“礼”,却大体是想当然的,我也如是。及至翻一下旧籍,才知道原来是那样繁复的一套体制和规矩。官制是由礼制定的,服饰是由礼规范的,行为是由礼约束的,言语也是由礼节制的,一句话,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等级的人,视听言动,都有礼的规范。这也就难怪儒学要称为“礼教”,而孔老夫子要说,在上的如果“好礼”,在下的就“易使”了．     

造神与造圣——精神现象零拾之七

蒙昧时代,人们造神,是因为无知与恐惧。文明时代造神,是为了一定集团的利益与需要———《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造神是为了“天下服”。为什么会“服”?《礼记》有云:“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服”了。钱钟书先生在引了这两句话之后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实在眼光犀利。钱先生的渊博,不可及。在引述中国的种种之外,又引证了外国的种种,那想法,同中国地异而心同,只是说得比中国人更直白、更赤裸。比如,相传奥古斯德大帝便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著《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     

学术的量化——精神现象零拾之九

什么都要量化,似乎不量化就不够科学,一量化就万分科学。于是各行各业都有了“量化”的考核标准,物质生产如是,精神生产也如是。然而,物质的量化好办——多少、轻重、大小、精粗、功能、硬度……各项指标都可以通过工具、仪表测得。精神生产就不同。虽然文字可有多寡,书籍可有厚薄,但精神创造的分量却是不能论斤约的。若是以著作多寡或字数多少论英雄,那么,善于抄袭或粗制滥造者一定是顶尖学者。孔子、老子,留下的著作都不多。老子只五千言,孔子多一些,可靠的也不过一部《论语》,还是弟子们编订的讲堂录。作《春秋》、释《周易》、定诗经》,…     

经验的汲取 精神现象零拾之三

人类社会能不断前行,原因之一是在记取前人的教训。所以古人有“吃一堑,长一智”;“前车覆,后车诫”;“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一些聪明的谚语与箴言。中国重史,历朝历代修史不断,固然有颂功德、立贤传的意图,但以史为鉴,以正得失,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目标。故司马光编成《资治通鉴》后,上表道:“伏望陛下……时赐省览,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群生,咸蒙其福。”一部好的史书,如果不能给后人留下经验与教训,只一味歌功颂德,是不会有长久价值的,而因风转舵,反复编造史实以媚上,更…     

谁还认真

六十年代初,我正迷着话剧。不但看演出,还看排戏,只要有机会,就钻进剧院的排演厅。那年暑假,到北京,正赶上北京人艺焦菊隐先生在排曹禺先生的《胆剑篇》,似乎已到了合成的阶段,排练就在首都剧场进行。那一回真让我开了眼界。焦菊隐先生坐在观众席第六七排中间偏右的位置,旁边坐着的大约是助理导演和场记。走台的演员如童超一辈,都是鼎鼎大名,用今天的话说：都是大腕儿。 时间隔得太久了,当时焦先生说了哪些具体意见,已经记不真切,只记得第一幕开头那一刹那的过场戏,足足排了一个多小时还没通得过。焦先生一遍一遍地叫停,演…     

我看丁聪

命题同丁聪先生相识并合作创作已经20 多年,如果以闻其名、读其画的时间算,就要50多年了。50多年,照一般人的想法,应该相知甚深,所以不少出版界的朋友都怂恿我写一部《丁聪传》,以为我应当是写作这部传记的合适人选。然而我不敢应承,因为自度无此功力。要写好《丁聪传》,有几个条件必须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