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元历史视野宏观中国现代化问题:蒙古西征与人类文明

文章分析马克.尔文对于有关近代和近代早期中国现代化困难的各种理论的批驳,并指出11-12世纪以还中国人口的增长是中国本土"早期现代化/本土性的现代化"发展放缓的一个基本因素。与此同样重要但常被人忽略的是第13-14世纪蒙元政权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巨大冲击,引致两千多年来一直作为中国"文化-社会-政治精英"(儒生/士人)的领导阶层建构的整体结构性变化,以及相伴而来的儒学思想文化道义精神的变异与消沉,对明清政治、经济、道德和知识/文化的影响。文章比较分析(1)蒙古征服对中东地区阿拉伯-穆斯林人带来的冲击,(2)蒙古汗国对中世纪西欧(和日本)带来的恩惠,和(3)蒙古的征服和统治对以基辅和莫斯科为中心的俄罗斯地区不同的影响;以推论蒙古征服对在第10-15世纪处在早期近代化初阶(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萌芽)时期的中国的影响。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

臧知非《两汉之际儒生价值取向探微》(《史学集刊》2003年2期)的立论,和我近年考析汉儒的文字针锋相对,感觉有必要对考论汉儒所牵涉的一些史学理论和方法提出来讨论。本文“(一)理论篇”讨论法国“年鉴学派·心态史回转到人类文化历史学”的新趋向;这是转向到美国人类学大师罗拔·列德夫(Robert Redfield,1897—1958)所重视的文化“大传统”——对整体文化发展变化的多元和全面意义的理解,综合为文明史的研究——“人文·精神文明”。以中国传统观念来说,聚焦于文化“大传统”,是以“君子”的“价值”理念,来理解和批判两汉儒生;聚焦于文化“小传统”,是以“小人”的“行径”来体认两汉儒生。顾炎武以“大义”、“节义”等理想理念来评论《两汉风俗》;吕思勉、蒙文通(以及臧文未指名的钱穆师和我)则以汉儒“要改正当世社会组织”(传统谓之“济世淑世”)的“志士仁人之公意”、“洪流”来解释新莽政权之兴起;这都是从儒学的“人文精神”“淑世理想”和“学术理念”(文明“大传统”的价值理念)着眼;因而成为聚焦于文化“小传统”价值取向的臧文批评的标的。本文续“考论篇”将进一步讨论在历史考证和分析上研究汉儒的实际问题。     

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考论篇

本《考论篇》讨论对汉儒研究的实证问题。第I节提出“多方全面”的关注和“理念贯通”的理解二者兼顾,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第II节引用多种史证分析顾炎武《日知录·两汉风俗》意指的正读与误读和对汉儒的经学大义、新莽政权、和光武帝应对措施的“多方全面”和“理念贯通”的理解。第III节论述东儒士独特的“改革·革命理想”和“独立批判精神”的发展变化:“独行”、“清议”、“党锢”、反抗,和这论证与前史学理论的连结。     

梁启超与清末西方传教士之互动研究——传教士对于维新派影响的个案分析

本文研究自1891年,特别是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至1897年戊戌政变前夕,梁启超与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交往关系。文中分析在此数年间,梁氏从“盲目崇洋”而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作有批判性的选择接受之心路历程,并指出梁氏在早期对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文化讯息”,已经能够分辨其（1）现代学术文化的意义和价值,（2）西方宗教传统及成见,（3）西方列强在华之已得利益和需求,这三种不同成分。此体认对梁氏于民国初年从政与治学的立场和贡献,有重要的影响。     

社会名望与权力平衡:解读王敦之乱

东晋初期,皇权与士族之间以及士族内部存在着权力分配的微妙平衡。王敦第一次举兵是反对元帝打破此平衡之举,第二次举兵却是自己主动打破此平衡,因此众多士族对此的反应前后大不相同。最终,这场各方力量参与的博弈维持了东晋初期权力平衡的局面。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名望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通过对王导、元帝、王敦、周■、温峤等人社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文化场域中名望与政治场域权力间的互动和转化。     

汉代中国经济、社会和国家权力--评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

许倬云所看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汉代研究丛书”之一种。该著作不仅为西方读者考察和介绍了关于汉代农业的重要史料,而且还进一步诠释了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但是,受魏特夫“亚细亚型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观点的影响,作者在运用相关考察汉代农业经济时,却忽略了对传统史料的考证和诠释。这种倾向,导致了作者在论述水利工程、人口增长、佃农人数、国家权力和田租数量等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要素时,忽略或误读了传统史料所表达的基本信息。同样,作者对汉代地主阶级势力所作出的过低的估计也存在着相当问题。实际上,整个汉代,地主阶级的发展是极为活跃的：西汉后期,地主豪强兼并土地已愈演愈烈;迨至东汉,随着田庄的兴起,汉朝统一的根基不断被腐蚀,最后终于瓦解了汉王朝的统治。     

论西汉时的"子学没落,儒学独尊"问题

诸子思想的没落,并非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并非是罢黜诸子百家全部。汉代独尊的是“六艺”经学而不是儒学思想。“经学”的崇尚．不只是在教育的仕进制度上取代了诸子思想的地位,在学术思想文化发展上更是诸子思想消沉的主因。     

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

本人在《汉儒理念与价值观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之理论篇》（《史学集刊》20015年第4期）,列举自己半个世纪以来论述汉儒的研著,这些研著大都严格地遵守了“学术研究应从理解贯通前人的研究著作成果开始”此基本原则。由于涉及到的一些西方研著在国内不易参阅,其学术成果有时甚至遭到歪曲,在此谨列其荦荦大者,如德效骞（Homer H．Dubs）。《荀子：古代儒学的塑造者》（1927）和《前汉史》（三卷：1938,1944,1955）;包德（Derk Bodde）《中国的第一位统一者》（1938）;毕汉思（Hans Bielenstein）《汉室复辟》（三卷,1954,1959,1967）;《剑桥中国秦汉史》（1986,中译1992）,和余英时的一些著述加以评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