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人不识沙孟海

1992年10月10日10时10分,一代书法巨匠沙孟海长眠在西子湖畔,走完了92年漫长坎坷不断求索的人生历程。如今,他“托体同山阿”,可以安息了！ 死者已矣,但对生者,却留下不尽的思念。 沙孟海的法书,名山大刹随处可见,就是在上海,走在街上的书法爱好者也往往会因发现它的身影而驻足,像南京路上的“华联商厦”,就因老人的题署增辉。他的名宇,何人不知?他在书法方面的成就,自有专家和后人去评说,作为他的学生和亲属,我的责任是向世人展现这位文化巨匠本人生前谦虚地掩盖着的光彩……     

我所经历的立三路线的失败——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五)

从苏联秘密回到上海留苏学生回归祖国一般均须先到上海,因为党中央在上海,工作分配须经党中央的指派;另一方面是留苏学生归国时为了避免被间谍跟踪,必须隐蔽一个时期,然后由秘密交通陪同,送到中苏边界,方可偷越国境到一个秘密联络站,尔后就独立行动,多数是搭火车回到上海。     

南京胜利会师后面临的困惑和挑战——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二

<正>迎接解放军渡江1949年4月中旬起,我们最大的任务是怎样把解放军接过江来。一方面依赖统一战线的力量,使得炮台、海陆空军的官兵们决定拒绝上级关于向我解放军开炮的命令,及时插白旗投降,反戈一击;另一方面,南京地下党的同志们要设法把南岸的船只驶到北岸去,供解放军渡江。小船是不能载成千上万的战士渡江的,只有利用所有的小轮船,但这也不够,特别是重武器的运输需要大船。在地下党的领导下,铁路工人想出了办法,把栈桥火车轮渡利用上了,     

在南京开辟第二条战线和策划起义——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一

<正>调整地下党南京组织,做好长期战斗准备地下党南京市委原有多个组织系统,原南京工委人数最多约有一百多人,有苏南区党委派来的干部,皖西、淮南区党委均各有自己的组织,如何把所有组织统一起来,加强、集中、团结,是一个关键问题。虽然党员不多,只有两百人左右,但大多数党员是干部,是革命的种子,万一组织遭破坏,我们就难以恢复。我把这次组织调整看作一次会师。1946年5月初,中共南京市委宣布成立,委员共五人,名单是由华中分局决定的：我任书记,     

我经历顾顺章叛变后的白色恐怖——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六)

躲过顾顺章叛变引发的大搜查我被王明领导的中央停止工作以后,十分苦闷,要求工作,连续上书中央,没有结果,最后一次请陈郁同志亲自把信交给王明,申辩我被停止工作是没有理由的,党员应在党的组织中做一定的工作,为什么剥夺我的革命工作权利?王明回答是:你必须彻底检讨,承认反四中全会决议的错误,才能分配工作。我当然不能按照他的命令行事,我不能在原则面前屈膝。陈郁同志非常同情我,但也无能为力,只能常来看我,并把我住的地方作为党的秘密文件存放之地。     

我在浙江省委宣传部工作的三年——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五

<正>我从上海调到浙江，完全是由于照顾夫妻关系。浙江虽然是我的故乡，然而认识的干部并不多。浙江省委决定成立宣传部，我任副部长。同时去的还有黄源同志，他是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工作的，宣传部干部多是陌生人，来自五湖四海，素不相识，我感到这样反而是好事，比在南京好得多，总不致于再有人会说我有“地方主义”了吧！宣传部设有理论、工矿、农村、广播报刊、科学文艺等处，     

访问苏联的所见所感——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三

<正>1949年12月，我见过周恩来总理，回到南京时，柯庆施同志已经由副市长提拔为市委书记了。他对地下党员的态度是很有保留的，我的处境非常困难。正好这时中央发来一个通知，要各省市派组织部长去苏联考察，我就趁机参加了考察团。代表团叫“组织工作考察团”，约30余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苏代表团。团长张秀山，副团长王尧山、王甫，任务主要是考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特别是怎样领导党政工团的工作。刘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接见了代表团，少奇同志说，这次去主要看看1934年后苏联共产党是如何领导的，     

重回上海参与新中国建设工作——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之十四

<正>走访东北后重回上海工作从莫斯科出发仍坐火车归国，真是满载而归，比唐僧西天取经恐怕还要光荣。一到沈阳，就受到东北局书记高岗的盛宴款待。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著名人物，那时谁都没有想到有后来的悲剧。高岗举杯祝贺代表团访问成功归来，许多人满面春风，都以为为祖国的建设做了一件重大的事情，谁又会想到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者”。1954年高饶事件发生后，高岗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