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阴阳相宅宗初探——以敦煌写本宅经为考索

本篇通过传世文献与敦煌本宅经的结合研究 ,试图对唐宋相宅术中以阴阳为基本分类方式的相宅宗派作一探讨。认为在这一分类方式下 ,建筑住宅被分为阴宅与阳宅两大类。同时对敦煌本宅经、传世本宅经有关阴阳二宅的若干规定进行了对比与组合 ,以便探究阴阳相宅宗的理论内涵与特点     

敦煌具注历日见载“本命元神”考辨

敦煌具注历日所见"本命元神"及相关图像,当指中国古代北斗七星禄命信仰体系下相对于本命星神而言的元辰星神。由于十二生肖与北斗在宗教信仰上的关联、以及北斗七星官神在造型方面的相近性,故敦煌具注历日将生肖置于星官帽顶的构图方式,不仅可以客观表达以生肖代表本命、以星官代表元神的双重象征,而且就视觉效果而言,也避免了因本命星神与元辰星神同为北斗星官、容易导致在造型上相雷同的冗沓。隋唐墓葬中冠戴生肖的人像俑,当与敦煌历日见载的本命元神图像一样,是元辰(元神)信仰与生肖信仰相结合的产物,用以展示和传递北斗在古代中国"注死回生"的宗教隐喻。     

武威西夏二号墓彩绘木板画中“金鸡”、“玉犬”新考——兼论敦煌写本《葬书》

武威西夏二号墓出土鸡、犬木板画,系中国古代墓葬中的冥器"金鸡"和"玉犬"。古代丧葬文化中的金鸡玉犬信仰至迟在南朝时期既已形成。因鸡、犬在人间生活中具有司时和警备的功能,从而能够以冥器的形式进入墓葬,为亡者"知天时"和"知人来",确保墓主魂魄安宁。与金鸡玉犬信仰伴随的鸣吠日等丧葬择吉时日,乃是古人认为唯有在这些特定的时间里从事丧事活动,方能实现人、鬼隔绝的效应。武威西夏二号墓彩绘木板画"金鸡"、"玉犬",正是这一历史文脉下的产物。     

从敦煌占卜文书看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的对话交融--以敦煌写本宅经为中心

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在内容、形式、理论与实践等多个层面上进行着对话交融,彼此间的交融互用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互补：佛教戒律、因果报应等观念通过占卜的运用在客观上很容易达到其普世化的效果;占卜对佛教诸因子的兼容,扩展了占卜内容和占卜种类,各式佛教理论的融入特别是佛教因果报应、轮回观念进一步完善了占卜理论,增强了占卜的变通能力。三教融合的文化特征与佛卜共信的宗教意识构成了晚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文化互动的多元成因。     

唐宋阴阳相宅宗初探--以敦煌写本宅经为考索

本篇通过传世献与敦煌本宅经的结合研究,试图对唐宋相宅术中以阴阳为基本分类方式的相宅宗派作一探讨,认为在这一分类方式下,建筑住宅被分为阴宅与阳宅两大类,同时对敦煌本经,传世本宅经有关阴阳二宅的若干规定进行了对比与组合,以便探究阳相宅宗的理论内涵与特点。     

敦煌写本禄命书《推人九天宫法/九天行年灾厄法》研究

抄写于晚唐五代的敦煌本<推人九天宫法∕九天行年灾厄法>,是中国古代较为简便实用的一类禄命书,主要通过九天(宫)与年岁相对应以推人运命祸福,其底本很可能在南北朝、隋唐之际既已形成.敦煌本九天行年书写至少源出两个系统:一是来自本土的九天行年禄命书,一是改编自佛教文献<梵天火罗九曜>.当九天行年禄命书因其义理简单在晚唐五代中原地区失势时,却因同样的缘由而在边陲敦煌以不同来源、多种版本的方式广为流行,这种文化信仰非同步的背后,映现了唐宋之际敦煌与中原社会区域文化差异的一面.     

关于敦煌写本宅经分类问题的再讨论

本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敦煌占卜书中的二十件宅经残卷进行了重新的分类,即为“五姓阴阳宅经”、“五姓宅经”、“阴阳宅经”、“八宅经”、“宅经一卷”、“大唐新定皇帝宅经”、“一般类宅经”七类;并依据书内容,考察了部分写卷的抄创时间。力求通过上述探讨,能将敦煌写本宅经的内容构成与多样性特点展示于学界。     

游走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唐五代宋初敦煌命算信仰与佛道关系研究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的世俗化问题近年来为学界所普遍关注,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以占卜术数为切入点,通过观察世俗信仰与佛教的互动关系、借以审视敦煌佛教的世俗特征,可以说是拓展敦煌佛教世俗化研究的一条重要学术思路。抄写于唐五代宋初的敦煌占卜文书,据黄正建先生统计大约有274件左右,内容丰富多样,是研究占卜、佛教关系的重要资料。但在敦煌占卜文书研究历程中,长期存在某种理念偏差：已有研究往往站在各自的学术立场来定性敦煌占卜文书,过于强调其宗教归属的的单一性,缺乏对文书中多重宗教因子的细致分析,从而不能再现世俗信仰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古代及敦煌地区长期并存融通的历史事实。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笔者曾在对敦煌写本宅经的研究中从多个角度讨论了唐五代敦煌占卜与佛教、道教的关系。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展示敦煌各宗教因子在大时段中（唐五代宋初）混通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它们各自在吐蕃占领前后存在状态的升降变迁。     

新发现的线装本《张天师发病书》《发病全书》整理研究

新近搜集的《张天师发病书》《发病全书》是除敦煌吐鲁番文献外,为数不多保存至今的《发病书》资料。它们的发现促进了学界对中国古代《发病书》更为全面的了解,并与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写卷共同弥补了唐宋至明清以降《发病书》史料链条的缺失环节,有力证实了《发病书》确曾作为一类专门书籍在传统中国长期存在。敦煌吐鲁番出土《发病书》写卷并非西北某一地区所特有,而是该类文献在历史时期普遍流行背景下的区域缩影。为便于学界利用新发现的《发病书》资料,将经过整理的相关释文予以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