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了犹未了的《周扬文集》

编辑<周扬文集>之事,始于1980年夏.80年代初文艺界许多人都在出文集.周扬从30年代起,直到他逝世,除"文革"动乱被迫中断工作,入狱接受审查外,一直担任着思想文化界的主要领导职务.     

耀邦指导我们起草中央文件——胡耀邦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

1986年在胡耀邦主持下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这已经是将近二十年前的一段历史了。作为文件起草的参加者之一,我愿意把自己所接触、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供关心这段历史的读者研究参考,同时也是以志缅怀。     

陶铸主政时的中宣部

1966年6月6日上午,党中央新任命的中宣部部长陶铸到部上任。此时,办公楼内已是大字报满墙。阎王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     

“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时的感受

1966年2月,一边是彭真他们在起草《汇报提纲》,通称《二月提纲》,一边是毛泽东导演江青主演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可谓针锋相对。4月10日,《纪要》以中央文件名义发出。中共中央的批语盛赞《纪要》说:林彪同志委托     

周扬为高校文科教材建设立军令状

中央决定尽快编出文科教材周扬立下“军令状” 1958年开展教育革命,片面强调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打破了原有的教学秩序,批判了原有的教材,许多院校采用领导、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式编书,有些院校甚至出现了学生编书教师照着讲课的怪现象,许多院校根本就没有教材可用。已经编出的教材,由于对遗产和老专家否定过多,编书青年知识准备不足,片面强调“革命性”,忽略科学性,教材质量一般很低,     

我参与起草《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1985年1月至5月,我参加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文件的起草始于1984年10月。现将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文件起草的全过程,及我所知道的有关情况,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的主要意见,如实介绍如下。弊端在哪里?改革改什么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后,科技体制     

胡耀邦与作协四大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于1984年12月29日至1985年1月5日在北京举行。这是当时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件大事。按照胡耀邦的意见,要把这次会开成一个大鼓劲的会,大团结的会,促进文学创作大繁荣的会。“左”的思想在文艺战线根深蒂固,为害甚烈,一有机会就会故态复萌。十年“文革”,以及不久前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人们记忆犹新。多年来,总是一讲点人们暂时还难以接受的新鲜的意见,或者在创作中出了点失误和问题,就抓辫子、     

文革初的中宣部

<正>中宣部对《海瑞罢官》的反映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点燃了。     

中宣部批斗“大阎王”

1966年11月28日,首都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江青在会上号召说：“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互相勾结,对党,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揭发,彻底清算。”一场新的批斗中宣部的“阎王”们的恶浪在全市以至全国掀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