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论争

1935年1月10日,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这就是所谓的“十教授宣言”,或“一十宣言”。它引起了一场“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激烈论战,长达半年之久。这场论争,是近代文化史上颇引人注目的事件,本文拟作初步探讨。一《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一开头便耸人听闻地指出:“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因此     

考察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新视角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     

研究民族精神应当以党的十六大的概括为指导

“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问题研究”为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A级中标课题。2006年1月13日,课题组举行了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学者有:郑师渠、刘家和、吴怀祺、陈其泰、史革新、朱志敏、向燕南、汪高鑫、李帆、张越、张皓和张昭军等部分成员。会议围绕着民族精神研究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思考民族精神问题、民族精神是否存在着精华与糟粕之分、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区别、民族精神是否有层次之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有何关系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体现,也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要求;同时这对于建设新世纪的历史学具有重大的意义。参加座谈会的学人将自己的发言稿作了整理,现摘录发表在下面。     

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郑师渠欧战及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世界历史由近代转入现代的重要标志。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如果从文化史的角度看,则又可以说,欧战后的世界开始了东西方文化对话的新时代。就中国而言,因国人对此感悟不同,欧战后的中国社会文化思...     

从反省现代性到服膺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思想新论

欧战前后,中西方都各自面临着"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但是,因时代的落差,当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热衷于以欧洲19世纪的文明为范本,猛烈批判传统文化之时,欧洲人却正致力于反省自己的资本主义文明。其反省现代性与社会主义思潮的并兴,不仅标志着西方现代思潮发生了深刻的变动,而且也给其时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从虔诚地追随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到认同反省现代性、批判资本主义,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陈独秀这一共同的思想进路,既合乎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同时也集中代表和凸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思潮变动的鲜明主线。他们最终归向马克思主义,既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善果,同时也是整个西方现代思潮影响中国的必然结果。     

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1919--1924年,杜威等五位外国名哲来华讲学,实为欧战后西学东渐的文化壮举。讲学在助益思想深化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与演进：其一,对其时中国反省现代性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为梁启超等所谓“东方文化派”理论观点的形成与文化诉求提供了立论的依据,进而为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中国思想界思维空间的展拓,增加了内在的张力。其二,五四后新文化运动最终归趋“以俄为师”的社会主义,其在思想层面上的展开过程,也明显地打上了名哲尤其是杜威与罗素讲学的印记。至于泰戈尔讲学受到了中共的抵制,杜威与罗素受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于自己的观点与学说有所修正,则反映了名哲讲学与中国思想界间的互动。     

《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

《万国公报》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对战争进行报道、评论最具影响的刊物,它自身也因此名声鹊起。但其报道、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就其以英美在远东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不惜混淆是非,为日本侵略张目而言,它是应当受到谴责的;但是,当它以较为客观的立场比较中日,尖锐地指陈中国致败的深层原因,并从中引出教训来,疾呼清政府幡然改过,革故鼎新时,显然又具有合理性。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战后清政府亲俄,既反映了英美远东利益的受损,也说明了《万国公报》前一取向的失败;而此时勃然兴起的康梁维新派,视《万国公报》为启蒙的教科书,并对李提摩太诸人深抱希望,则反映其后一取向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历史是多样性的统一。《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说明,林乐知诸人终究无法超越自己毕竟代表本国殖民主义利益的局限;但是,于其关于热爱中国的表白,不可轻信,却也无需苛求。     

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的贺信,进一步推动北师大历史学科的发展

199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写信给白寿彝教授,祝贺他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全部出版。1999年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大会,庆祝白寿彝教授学术活动70周年和他主持撰写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全部出版。党委书记袁贵仁同志很重视贯彻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的贺信的指示,4月27日,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认真学习江泽民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贺信,并作出了《关于学习、宣传和贯彻中央领导同志致白寿彝教授贺信的…     

论张佩纶与马尾海战

关于马尾海战中的张佩纶,迄无专文论列。举凡近代史有关论著,历来视其为李鸿章一类的投降派,而予以否定。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张佩纶作为清流健将,其遭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马尾海战中的张佩纶,关系到对马尾海战史实的认识,也关系到对清流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