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华北经济开发”致实业部函令三件

本组史料选自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它反映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华北地方行政当局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商订“中日经济提携八项原则”,进行所谓“华北经济开发”一事提出相应对案所持的否定态度,表明了国民政府此期对日态度逐步转向强硬的趋势。     

吴启鼎涉嫌截留税款舞弊案探析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财政部税务署即跟随政府西迁,但税务署署长吴启鼎仍留在上海,并设立驻沪办事处,继续征收尚未到账的税款,直至上海全面沦陷后方停止征税。这段时期所征税款740余万元并未及时上缴国库,而是奉吴启鼎之命留存在上海的私人手中,直到抗战胜利后财政部追查时,吴启鼎方令旧日属下将这笔税款上缴。然而这笔税款上缴时并未附带任何单据账据,其中疑点甚多,从而引起有关部门的怀疑,并开始进行调查。调查的方向包括当时征收的税款究竟是多少,为何与财政部最初调查时的数额不符,是否有所隐瞒;税款征收后为何不及时上缴国库,亦不存放国家银行,而交由私人保管;战后上缴的税款显然不是当时的纸钞,抗战初期这笔款项诚属巨款,但经过战时的通货膨胀,战后上缴的这笔税款价值已微不足道。所有疑点都指向吴启鼎,怀疑其有利用该款投机牟利之嫌。这桩涉嫌截留税款的贪腐弊案暗中调查日久,后因证据不全,最终不了了之,吴启鼎并未受到任何处罚,但此案还是反映出抗战胜利前后政府财政官员中涉嫌贪腐的蛛丝马迹。     

有关日本策动华北走私情况档案史料选

案据财政厅呈称:案据第一区调查员刘德泗梗代电称:窃查偷运现洋出口一事,迭奉严令查禁,各地方官署及海关堵获颇多,本国商民虽稍敛迹,而日、鲜人乘机大事偷运,业经连日查询北宁路车站钱商及行政机关,方知日、鲜人尤以朝鲜人居多,以为有利可图。如密带千元到关,换卖天津大洋票,以现行市计,可得五、六十元,除盘费外,尚余四十元之利益。本月中旬,最高行市到一百六十元。是以日、鲜人结伙,分开秘运,显系有组织之行为。身体携带或用皮包偷运现洋,乘北宁路车到关者,日在百人以上,带有现洋八百、千元不等,约计十二、三万元。此外,由迁、抚、乐各县密集至昌黎、滦县两地,再用汽车或轿     

争取西方的援助:孔祥熙1937年欧美之行

1937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参加英国新君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并顺道访问欧美各国,时间长达半年之久。孔祥熙此次出访是抗战前夕中国政府争取西方援助的一次重要外交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吸收外资,配合国内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在暗中购买军火,争取外援,从而为中国政府在即将爆发的对日抗战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初期杨格提出关于中国财政金融的建议

本组史料选自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档案,从中反映了抗战初期杨格及国民党政府在财政金融问题上的基本态度,对研究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政策有参考价值,特选辑刊出,以供参考。     

战时后方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贫困化——以几位著名教授的日记为中心

抗战爆发后,众多高校响应政府的号召西迁后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使得中国的高等教育薪火相传,弦歌不辍,其中内迁高校的教授都能与国家和民族共体时艰,坚持抗战,为继承与发展中国的文化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由于物价高涨,生活艰窘,特别是亲眼目睹大后方的分配不公以及贪腐情形日益严重后,他们的心态自然会发生变化,对政府的态度亦由支持转而批评甚至反对,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影响还延续到战后他们对国民政府立场的转变。本文即以多位民国时期著名教授的日记与书信为中心,再结合其他相关资料,试图以他们自己笔触所记录的战时生活,观察他们如何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然坚持教书育人,献身教育,并分析战时知识分子生活贫困化对他们日后的政治抉择所产生的影响。     

统制经济与国营贸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复兴商业公司的经营活动

复兴商业公司是贸易委员会属下规模最大后来也是唯一的一家国营贸易公司,是负责执行战时统购统销、易货偿债政策的重要机构。本文充分利用贸易委员会等机构的源文件,深入分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公司的经营活动,包括对外贸易政策上的应变、人事上的调整、国营公司的改组与合并、资金的运营以及易货偿债的执行等具体内容,并以复兴商业公司为例,对于战时国民政府推行统制经济政策的得失以及国营公司所承担的作用予以客观的评价。     

孔宋违法结购外汇案五十年后曝光

1947年7月29日,南京的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突然在第4版刊登了一则揭露孔祥熙、宋子文家族属下的孚中、扬子建业和中国建设银公司依仗特权、结购外汇、违法进口管制物品的消息,一时间引起国内外舆论的极大关注。有人猜测这是国民党严惩贪污、整肃腐败的标志,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CC与孔宋豪门之间的一场争斗,但不管怎么说,明眼人都预感到一场好戏就要开始了。然而仅仅过了两天,也还是这家报纸、也还是这张版面又刊载了类似更正的启事,声称前日报导有数处遗漏了小数点,结果一下子就将上述三个公司结购外汇的数目缩小了一百倍,从…     

步向全面侵华战争前的准备--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了东北事变并很快占领了整个东北,紧接着日军又不断制造事端,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乃至于整个中国。与其武装入侵相配合,日本当局还竭力破坏和扰乱中国的财政结构,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行准备。本即主要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对于中国财政进行破坏的种种事实作一详述,其中包括强占东北海关,掠夺关税收入;阻挠西方对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援助;操纵华北走私,摧毁中国经济;破坏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尽管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对华侵略的具体方式上略有不同,其中既包括日本政府的暗中活动,更明显的则是军方的公然挑衅,但其战略步骤却是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的,而最终目的更是一致,那就是独霸中国,并进而统治亚洲乃至整个世界。     

抗战时期后方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王子壮、陈克文日记为中心

战时大后方公务员,特别是高级公务员的生活状况,以往研究很少关注,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缺乏这方面的统计资料和相关的社会调查。近年一些民国时期党国高干日记和回忆录的出版,为我们了解战时后方生活情形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借用他们的笔触,可以还原党国高级干部及其家庭在战时大后方的生活状况,包括衣食住行以及娱乐、消遣等各个方面,进而分析战时高级公务员生活水平下降的原因,生活差异的具体表现,以及公务员生活贫困化对日后中国政治生态所造成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