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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之役与当时中国的政治走向有着直接关系。为此,方先觉作为是役主将,其投敌与否也就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事件发生后,蒋介石裁决该案的着眼点始终不在问题本身。重庆统帅部很快掌握方先觉降敌的证据,但被蒋断然否决。当方氏投敌案与政治发生牵扯时,问题本身被异化了,这种异化的产生及其过程,相当典型地体现了民国政治某些诡秘的运行规则。方先觉一案长期以来所以真假难辨,原因也在于此。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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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征之役是红军与晋绥军的头一次正面交锋。最初,关于战争的预期,双方都缺乏足够的估计。阎锡山自始便怀疑红军的到来为张学良促成,故拒绝张部增援,而引入中央军。红军与中央军相继入晋,两者都是日本的华北自治政策所不允许的,日方多次向阎施压,要求山西保持“门罗态度”。为避免山西遭受重大的战争破坏,阎锡山没有全力执行蒋介石的在山西围歼红军的部署,企图采取追击方式,以期尽快将红军逐出山西。为此,阎与部属之间产生了围与追的争论。中央军大批开入及其筑碉战术的广泛推行,改变了战场条件,红军退回陕北。阎锡山力倡在陕北围歼红军,但张学良不甚积极。最终,因两广事变的发生,入陕追剿的计划被搁置下来。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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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共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 总被引：4，自引：1，他引：3
重庆谈判就其政治范畴而论,是国共围绕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政治对立,展开的若干次对抗中的一个回合。中日战争结束之际,由于美苏分别确认国民党政府的惟一合法地位,并分别决定由国民党接收日占区,为此,改变了原有的国共力量对比,从而打断了原有的国共关系调整进程。在此条件下,重庆谈判以中共收回联合政府要求作为政治基础,以交出解放区作为主题。结果,双方互有胜负。重庆谈判的政治性质表现为,联合政府口号在其推进过程中遭遇的一次严重的政治挫折。重庆谈判的知名度与它的历史地位并不对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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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3卷收有《学习和时局》一文,著作时间标明为1944年4月12日。文中有这样一些论述:“河南战役已打了一个多月”,“汤恩伯部官脱离兵,军脱离民,混乱不堪,损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几个师,也是一触即溃”,①等等。这些话指的是侵华日军于1944年4月发动的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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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关系与国共的战略利益——1943年蒋介石制裁中共的策划与取消 总被引：1，自引：0，他引：1
关于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当年多次判断其起因主要是蒋介石相信日军即将进攻苏联。对于毛的这一判断,迄今,相关论著或者完全回避,不予论及,或者语焉不详,不能把问题说透。原因无非两点:其一,没有弄懂日苏与国共三国四方之间的战略关系;其二,没有从蒋介石那里找出相关的证据。本文将着重提出并回答这两个问题。关于此次反共高潮的结束,通常判定为7月中下旬,从现象上看,这一论点可以成立。其实,接下来蒋还制定了多个肃清或制裁陕北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制定、删改与放弃,本文亦将予以研究。简言之,国共之间的这场政治纠纷,其发生与终结,都是蒋介石基于国际战略动向的观察而做出的选择。这一过程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蒋的战略视野及其对于多种战略关系的联系与权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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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邓野一定意义上讲,顾维钧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国外交的形象;一定意义上讲,顾维钧也代表了民国年间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形象和政治形象。顾氏在自己的活动领域留下过明显的历史痕迹,反过来,民国政治的局限性在顾氏身上也留下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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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签署的日苏中立条约,一方面对苏联有利,另一方面也对日本有利.这种双重性质反映在中国,一方面对共产党有利,另一方面则对国民党不利.同时,由于日苏变相承认满、蒙①,极大地刺激了广大国民的民族情绪.基于以上多种原因,日苏条约在中国引发了巨大的政治争议.中共全力支持,国民党强烈不满,而一般社会舆论则首先质疑苏联的对华政策,继而又质疑中共的民族性.日苏条约在今天看来,仍然很难根据某一个方面的立场,做出完全肯定或否定的结论,它仍将作为一个双重或多重性质的条约,而长久地留在历史的争议之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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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 6月至 7月的国共南京谈判 ,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 ,谈判议题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南京谈判的主要争执点是美方职权、中共军队驻区以及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三个问题。谈判的主题是议和 ,战罢议和 ,从而将战与和的政治规则清晰地表现出来。南京谈判实际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