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走向“活”的制度史

"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说法,自2001年提出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还需做些说明与补充。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斥: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活"起来。就中国古代制度而言,有"制"有"度",具备恒常标准,而现实情况则复杂多变。稳定的制度,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端的解决问题途径。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二者矛盾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于魅力之处。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生态环境,即所谓"制度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     

读祖慧撰《沈括评传》

近年来,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呼声日渐强烈,但就国内古代史领域的具体成果而言,情况似乎尚不很乐观。这固然受到研究视野的限制,也是由于研究者所受学科训练背景不同,难以跨越自己熟悉的边界。这种状况,不仅使得研究选题难有重大创新,也造成了传统课题缺乏明显突破的现象。对于宋代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

熙宁四年《铨试法》史料的比较与校正邓小南宋神宗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宋廷订立铨试之制。铨试法的施行，是宋代官僚管理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对于这一影响深远的重要事件，对于铨试法中所规定的具体内容，记载宋代史事的几部主要史籍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宋...     

三位大师身边的邓广铭

父亲邓广铭是民国时期成长起来的,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非常特别。父亲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遇到了对自己一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深受三位大师的影响,父亲一直保持着20世纪30年代的那种学风。     

略谈宋代的“堂除”

宋代的文官选任,除两府至侍从官等高级臣僚由皇帝指定外,主要经由两类部门负责。一是由中书门下(政事堂)负责的“堂除”,一是由吏部经办的“部注”。后者负责处于官僚队伍中下层的大批常调官员,实际上包括吏部尚书左选(原审官院)与侍郎左选(原流内铨)两层等级。元裙元年(1086年)吕陶的一段话,大体上概括了这种情况:朝廷差除之法大别有三:自两府而下至侍从官,悉禀至旨,然后除授,此中书不敢专也;自卿监而下及已经进擢或寄禄至中散大夫者,皆由堂除,此吏部不敢预也;自朝议大夫而下受常调差遣者,皆归吏部,此中书不可侵     

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新进展

国内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已经相当成熟 ,宋史领域的基本研究框架总体上比较稳定。众所周知 ,新课题与新研究的出现 ,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新史料的发现 ,而宋代与前后的许多历史时期不同 ,也与它同时并立的一些朝代如辽、西夏不同 ,宋史学界所面临、所利用的材料 ,也相当稳定。在这样一种总体背景之下 ,宋史研究所谓的“新进展” ,并非指具有“根本”性的变化。不过 ,虽非全新 ,还是有新作、新人、新论题出现 ,也有针对“老”问题的新视角和新认识。一、长时段的探索近些年来 ,宋史学界开始力图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 ,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     

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辞典》

龚延明著《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４月版。１７９．６万字。“宋代官制和儒学”是宋史研究中的“两大难题”②。治宋代官制之所以难，主要原因是赵宋王朝建国之后，几乎全盘承袭了晚唐、五代已经大不相同于唐代前期的职官制度，名义上却依然保持着自初唐延续下...     

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再出发”

如何在论著数量剧增的同时,提高研究的水平,已成为近年来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本刊特延请邓小南、柳立言、包伟民、刘浦江、何俊等五位学者,就宋辽金史研究: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这一议题,各抒己见,以飨读者。所谓新视野、新论题、新方法,其要义无非在于推动学术的创新。各位学者或就宋辽金史研究在整体上如何调整视角,摆脱困厄,拓展新议题,抒发己见;或就某一具体领域的研究现状献疑直言,以求推陈出新。